范蠡[fànlǐ]

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著《范蠡》二篇，今佚。

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商业成就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4][5]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南阳淅川范蠡祠内商圣苑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道家思想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南阳淅川范蠡祠商圣苑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共2张

南阳淅川商圣苑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7]。

后世影响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为官的，都在他的思想库中汲取健康的营养，为商为政服务。在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大者，当数越王勾践本身。越王采纳范氢之“商贾”兴国之策，是从自身的国情出发，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的任务。勾践经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战国时期，白圭受范蠢薄利多销的影响，从实践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他在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在丰年收粮时，其价高于一般市场；在歉收年出售时低于一般市场。这样加速周转，薄利多销，也获得“积著率岁倍”的大利。白圭又受范盖天时变化的“时断”与选择贸易对象的“智断”相结合中取利的影响，也认为农业收成与气候有关，并提出:天时有循环，丰歉也有循环的“农业经济循环论”。利用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范蠢离越去陶后，有一鲁国穷士椅顿闻陶朱公甚富，往而问术。范暴答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稼(指母马、母牛、母羊、母猪、母狗)。”椅顿依计，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从此驰名天下。[14][15]

范蠢的经商思想，不仅影响春秋列国，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代及至今日。范蠡对物价涨跌应有一个合理幅度的主张及由此而提出由国家规定粮食价格的政策，被汉宣帝所仿效采用。因为这种由国家调控粮食价格的政策，有助于“农末俱利”，起到了稳定粮食价格、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今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我们的许多经商者，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或是别的其它形式的，仍然在效仿他的经商理论。为了稳定和鼓励农业生产，现在国家实行了粮棉油预定价格的政策，这无疑是起到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稳定民心、社会的作用。在有关副食品供应上，特别是肉类、蛋类等，实行了最高限价的政策，这样既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照顾到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和经营的共同发展。捕捉信息，开发产品，优质服务，无不是为了在商战中取胜。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提倡名牌战略，目的是在吸引消费者的需求，以质取胜，达到获利的目标。许多商场、宾馆、酒楼，打折迎客户，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一种“薄利多销”的战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