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二十三岁的贾平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职务为助理编辑。他留在了西安市，每月有三十九块五角的工资！贾平凹研究专家孙见喜形象地描述了贾平凹初领工资后的喜悦心情：“他第一次要领工资了，写信给父亲，问这钱要做什么用场。父亲复信极快，告诉他，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家里不用你操心。买什么呢？先改变形象吧！于是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他穿到身上，十天没脱下来。他洗了澡，换了衣，拿那的确良衫去洗，方知没有肥皂。于是，挤一蛋牙膏，用清水打湿，揉到领头，搓那袖口……出版社里，老老少少的手腕子上都有块金属疙瘩，他羡慕得要死。一次，有人托他捎手表，他不知这表怎么上条，夜里表针不转了，他摸索着去拧，竟拧动了，他高兴地跳起来，比瓦特第一次驱动了蒸汽机还激动。”

但是，优哉乐哉的日子没过多久，贾平凹便陷入了极端的愁苦之中。写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强烈，他只是想着能发表，不过，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报刊社退了回来。但是对于写作，贾平凹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动摇。面对一碗饭，人是会感觉出这一碗饭自己能不能吃完的。贾平凹那时自信自己还能写，总有一天会发表的，因为他读过一些别人发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满意他们的写法，贾平凹感觉自己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孙见喜如斯说：“他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他开始否定自己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和故事，否定自己描摹生活的那套语言方式。他读高尔基，始知文学三要素的第一便是语言，以前教科书上也说文学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当时怎么就没有读懂？他就这样刻苦用功发奋图强着，有时熬到次日凌晨一时，说睡，倒头便入了梦乡。有时候，他要检点意志，嘴里说再熬一会儿，果然就逛了眼，到天明没有瞌睡。眼睛虽然发涩，但神经兴奋得厉害，现在，他恍然大悟，每写一篇作品，总想法探索新的语言形式……

“好在一个新时代正出现在眼前，国家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了，文学上放开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全国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新老作家各显其能！文学写人的命题重新有了定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复归了本体。于是，忠于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干预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爱情的位置被腾出来了，伤痕文学也应运而生了……真是一个好时代，学习的时代，思考的时代，竞争的时代！贾平凹亢奋得彻夜不眠，思谋着自己怎样去追赶那些浪头……”

贾平凹回忆说：“那时，我把127张退稿签全贴在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我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阔，又纵深掘进……我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后来，社里叫我去礼泉县蹲点——”

担心刚刚明晰起来的思路被打断，乍听此讯的贾平凹不太情愿，有些犹豫不决，他将自己的顾虑一股脑儿讲给一同被抽调的老编辑陈策贤，知道小贾心思的老陈一听就笑了：“去得呀，这是把鱼往大海里赶么！”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贾平凹豁然开朗。

本文摘自范超《望月听泉 醴泉升起“满月儿”：贾平凹的文学初心》，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