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

岳阳楼远眺

范仲淹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说起范仲淹，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他的名篇《岳阳楼记》。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忘不了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年幼丧父，虽常以粥度日，但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因出身贫寒，曾在洞庭湖畔的潺陵书院洲（今湖南安乡）苦读，度过了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勤奋好学，精通六经，于离开洞庭湖畔后不久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考取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能在邓州任上仅凭一幅《洞庭晚秋图》就写出那留传千古的托物言志的议论性散文《岳阳楼记》，这与他曾苦读于书院洲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范仲淹关心时事，常论国政，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上执政书》中说：“善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以上书言国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当时宰相王曾对他这位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很为器重。1028年，副相晏殊举荐他为秘书阁校理。范仲淹敏于朝政，敢于直谏，议论风发。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满朝文武因怕得罪太后而禁若寒蝉，他却上书批评这种现象，并要求还政于宋仁真。晏殊为此极担心祸及举荐人而愁容满面。他却正色道：“仲淹谬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晏殊见范仲淹如此说而无言以对。他在晏殊谢罪后不久，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任通判。

范仲淹在刘太后死后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议论朝政得失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他对刘太后遗言让太妃杨氏接替做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决策以为不妥。仁宗早“以仲淹为忠”，是他在被贬逐出朝时朝廷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及洪福院，他认为大兴土木加重了百姓负担，于是上疏反对。此次杨氏因保育皇帝有功便被立作新的太后的副作用是“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范仲淹为人民的疾苦不怕丢官杀头。1033年，全国蝗灾、旱灾蔓延，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他奏请朝廷遣使巡视灾区，以便赈济灾民，没能得到答复。他十分气愤，质问仁宗：“宫中的人如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仁宗被问得无言以对，便派他去江淮安抚灾民。他一到灾区，满目凄凉，实际灾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遂不顾旅途辛苦，立即“开仓廪赈乏绝”，严厉禁止官府挥霍浪费，调拨江南大麦、豌豆五十万石，北运救济沂、密、济、徐、衮等重灾区，发放官钱及地主富商的钱谷予民，奏蠲庐、舒诸州杂税和江东丁盐钱，并率领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大饥之后，瘟疫流行，死者相枕籍。他立即设医疗诊所，为病者免费提供医药、治疗，死者及时收葬。他完成救灾回京时，特意将饥民吃的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带回京师，呈献给仁宗，请他示传六宫贵戚，以劝戒他们的挥霍浪费之风。又呈上《救弊十事》，论述朝政弊病，朝廷为之一振，但也获罪于部分权贵。他于1034年被徙知苏州。

范仲淹到苏州后，大力着手整治水利。苏州因南接太湖，北连长江，地势低下，加上中唐以后战乱频繁，水利失修，河道淤塞，每到雨季便积水横流，“湖溢江壅”、“田多水患。”他见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便奏明朝廷复修苏州水利工程，“募游手疏治五河，导积水入海。”他亲临工地，植庐舍于野外，过家门而不入，经他带领人民努力，仅一年就使旧有河道疏通，水灾遂息，从而使苏州成为宋代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年生产稻米七百多万石。

范仲淹还大力兴办教育。在苏州时，他买了一块地，准备修建住宅用。当听看风水的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时，他想“一家得福不如万家得福”，于是就在这块“宝地”上修建学校，创办了州学，并请名师宿儒来此任教，使苏州州学越办越好，弦诵之声，不绝于耳，一时名冠东南。此后，他又徙任多处地方官，每于一处都大办学校。当他回京任参知政事后，在仁宗的支持下，颁令全国州县建立学校，为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范仲淹为政清廉，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任参知正事时，一天悉召子孙儿女及家人于堂下。当看到满堂儿孙一个个衣着朴素，袖藏经卷时，心里很高兴，谆谆告诫其子孙曰：“吾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氏子孙个个点头称是。

范仲淹为了保证国家兴旺，在欧阳修等的支持下，于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写成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进呈仁宗。他作为副宰相，同韩琦、欧阳修等提出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兴法制、修武备、减徭役等十条改革时政的纲领，这就大大地触犯了以权相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大官僚们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045年，他在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的情况下，被仁宗罢职，赶出朝廷，贬放河南邓州。1046年九月，盟友滕子京把自已管辖岳州已“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之事写信告诉范仲淹，并请为之作记。他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环境险恶，正愁没法直抒胸怀，规劝盟友，便以作记为名作契机，借题发挥，阐发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步思想和为人之道，表达自己不肯向保守势力妥协的决心，并愿和朋友共勉。

在邓州府中的范仲淹的书案面前，是一幅展开的《洞庭晚秋图》卷，而他的神思却飞向了洞庭湖畔的岳州西北的巴丘山下。他如在楼上临洞庭，遥望君山。那楼建筑宏伟，气势磅礴。他忘不了少年时在书院洲朝夕苦读和置身于湖光山色中的情景。于是他笔走龙蛇，“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在笔下“活”着的洞庭湖，也有它天气阴晦的景色。他在第二部分的第二层文章中展示了这个方面：“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接着，他又想起了他曾在书院洲感受到的那天气晴和，湖上呈现山明水秀的春日景观，如同在楼上看到的春景那样：“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些景致，似乎在图卷上，似乎在脑海中，似乎在记忆里。随着思绪翻腾，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一齐涌入眼前。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坚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虽遭挫折，但决不动摇。

范仲淹晚年，广置义庄、义田、义宅，以赈济贫苦族人。他“虽位充厚而以贫终其身。”其“殁之日，身无以为敛，死无以为丧”。他未给其子孙留下什么可供享乐的遗产，然而却给中华民族，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廉洁奉公，不媚权贵，不蹙忧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