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
意思是说诸葛亮逝世没多久,蜀国的百姓就开始请求在各地建立祠庙以供纪念。但由于不合礼秩,朝中大臣争议不断,刘禅也就将这事搁下了,绝对不是后人断章取义所理解的刘禅对诸葛亮心怀不满才拒绝为诸葛亮立祠。而得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刚好也是蜀国灭亡的那一年,所以才会产生了刘禅一死武侯祠才得以建立的错觉。
回到正题。这关于立不立祠的问题一搁下,立马引起了老百姓们的不满,纷纷自行组织,发起对诸葛亮的祭拜,而且还是大摇大摆地在道路中间祭拜,完全无视公共秩序。
到底是什么魔力,令得这些百姓宁可无视皇权,也要去祭拜诸葛亮呢?按理说,诸葛亮在世时,以十万兵养九十万民,对比古今中外历史来看,敢这样做的国家,百姓必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再者,诸葛亮五伐中原,却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战果,蜀国领地终其一生,始终局限于西南一隅。百姓对诸葛亮,何来的感恩戴德呢?
针对这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钱从哪来。打仗要烧钱,烧钱意味着要加大征收赋税,那蜀国百姓的税收肯定很重吧?其实不然。
蜀国的财政来源大头主要是田租、盐铁利入、南中夷贡,其他还包括制造业如蜀锦和茶叶贸易。涉及到军费方面,《三国志》里也明确记载了诸葛亮多次南下掠夺南中豪强的财富,包括霍弋、李恢也多次通过南下掠夺充继军资。当然,要美曰其名“平叛”。所以,蜀国北伐的经济负担很多其实都压到南中豪强及其部落的肩上,他们的生活那才叫一个水深火热。蜀国百姓始终承担着那个年代合情合理的税率,不比魏国和吴国高。
其次是人力。打仗除了兵,还要有负责运输粮草的役夫,但如果抽调太多男丁上前线,搞后勤,那家里的地不就没人种了?没人种地还能有田租收?
其实诸葛亮从228年开始,到234年,这六年时间发动的五次北伐,基本集中在228-229年,光这一年多时间就发动了三次,规模小且作战时间短,基本在汉中屯田的粮食吃完了就撤兵了。然后231年发动持续4个月的第四次北伐,234年才再有第五次北伐,不久病死于五丈原。这些时间远不如我们印象中的长年征战,而姜维那个时候才真的称得上穷兵黩武。再者,诸葛亮也知道粮草运输的问题,故在汉中长期设有大量屯田,并设“督农”一职。这个职位在现存史料中,只在汉中出现过。再者,诸葛亮的战略部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能拿下关中,前有潼关之险,后有凉雍二州提供战备,还有大本营益州提供后勤保障,再联合东边的搅屎棍孙权,三国鼎立的局面至少还能在持续上百年。可惜,败了就是败了。
但哪怕败了,百姓依然爱戴这位诸葛丞相。相比大多数统治者,诸葛亮更懂得如何去体谅百姓。在结合诸葛亮治国理念下的蜀国,什么“路不拾遗”、“法度严明”、“罚二十以上皆亲览”都表明了蜀国的刑法和政令虽然严苛,但也制造出了一个魏、吴两国人民绝对比不上的生活环境:公平(赏罚必信,无恶不惩)。魏国领导人无视民间灾苦,纵酒作乐。吴国门阀林立,阶级斗争严重,普通老百姓头上始终压着好几座大山。相比之下,蜀国的百姓能在乱世中生存于一个治理有方的国家,实在是件很幸运的事了。
但俗话说“苛政猛于虎”,法家思想虽然在战争时期确实很好用,容易把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但对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帮助实在有限。但诸葛亮凡事都要亲身参与的形象,也在百姓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你觉得诸葛亮不停地在北伐,却仍受人民爱戴时,千万不要单纯地认为因为诸葛亮治下的蜀国生活富足、安居乐业。三国时期看似浪漫,其实就是个吃人的年代,《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陈寿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用使民安逸的方法使用民力,民虽劳苦而无怨言;用保民的方法诛杀罪犯,罪犯虽死而无怨恨。”其实这话就暗示了蜀汉人民的徭役还是很重的,哪怕诸葛亮尽力地去减轻百姓负担,也可以反映古代统治者对待百姓,想得更多的是“该如何利用却又不会引起暴乱”。
此外,诸葛亮去世后,后来的继承人都无法树立起如诸葛亮这般深入民心的形象,再加上姜维的穷兵黩武,蜀国百姓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这在无形中,也令百姓加深了对诸葛亮时代的无比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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