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沈子槎生于浙江吴兴，早年闯荡上海滩，在久成绸庄学徒。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进步很快，仅18岁，在生意场上已经能够独挡一面了。1912年，他羽翼渐丰，便自立门户创办上海大丰绸庄，一则因为经营有道，不过于铢锱必较，二是因为注重质量，决不搞鱼目混珠，三是因为诚信，童叟无欺。于是，大丰绸庄生意日益兴隆。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他刚届而立之年，却已在绸缎业声名鹊起。

早期商界，总商会是一言九鼎的。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养家糊口，得依赖打工或做点生意，生意行当应时的，赚钱容易点，生意行当不应时的，钱少赚点。总商会会员是属于生意场上成功人士加入的组织。在1925年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名录上，开始有了沈子槎的名字。从《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上能知道沈子槎还有个别号，叫“永瑞”。那年他45岁，是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的合帮会员。他熟悉柞蚕丝生产贸易的季节、产地、质量、价格，是这方面的行家。

殊不知，总商会会员在当时有许多特权，比如：条陈商务，对官府有商业建设、内外贸易的建议权；遇冤抑及钱债纠葛时，由总商会的公断处出面评理；如遇商务谈判，不谙中外法律之处，可向总商会讨教，总商会有专门的法律人才，能协助会员解惑释疑，甚至可能为之出面交涉。还有会员欲商务考察，总商会可以介绍。凡此种种，总商会会员形象是社会上层商业人士，体面的商人。沈子槎能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参加总商会，足见他在行业中的地位已经窥见一斑了。

收藏钱币捐赠国家

1926年，沈子槎仍然是总商会的会员。因为当时会费的数额相当大，一般商人是承受不了的。沈子槎是合帮会员，他的会费或许还可以从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支出，而他所缴的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会费却是公所中最多的。

在《上海文物博物馆志》收藏家沈子槎的条目中，对于沈子槎的贡献有这样描述：“1955年至1963年间，将所藏古泉4494件分别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吴兴县博物馆、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和嘉兴市中心博物馆。1959年，将珍藏的古泉3863件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所捐献的钱币两项合计8357枚。其中“咸丰通宝” 有当五十、当五百、当千的，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是研究中国货币制度和商品交换演变过程的实物见证。

沈子槎收藏古钱币，起始于他半百之龄。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与古钱币“相遇”，便一见钟情，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古钱币收藏的大家。在一张摄于1931年的照片中，有一张沈子槎与钱币收藏界聂芷庭、李柳塘等人在黄龙涧的合影。他能与这些收藏名家在一起，说明他对于收藏古币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沈子槎收藏的古币与众不同，每种钱币只收一枚，既讲究版式，又注重品相，力求成套。一旦积藏成套，他就邀请工艺大师郑家相为成套的古钱币特制一个精美的楠木匣子，把钱币工工整整地镶嵌在木匣之中，以供观赏。

1931年与钱币收藏家聂芷庭，李柳塘等好友在黄龙

沈子槎不光收藏，还著述研究，现存世的有《子槎、果园两翁古稀寿泉集拓》和《子槎七十泉拓留存》二书，为后人研究古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为沈子槎签署了奖状，表彰他对中国文物事业作出的贡献。他谢世后，沈子槎的儿子还按照他的遗愿，将他未及捐献的最后一套精美古币献给了国家，了却沈子槎生前的一大心愿。

1902年壬寅吉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银币一套五枚，四、五十年代著名钱币收藏家沈子槎旧藏，钱币鉴赏家孙仲汇题识吉林壬寅太极图银币一套

资助进步教授和青年声援学生运动

沈子槎离世是文革时期的1969年。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能为这位工商界人士举行悼念仪式，直至落实政策后，于1981年的5月14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在他所属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丝绸分公司介绍沈子槎的生平里，有这样一段话：“1946年加入上海工商界的进步组织上海经济协进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国民党反派的白色恐怖下，沈子槎先生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工商界中捐募资金援助学生运动，还掩护了一批进步教授和革命青年及地下党员，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沈子槎在陈叔通、盛丕华等工商界人士影响下，渐渐认清形势，同情进步学生、资助进步学生。1947年5月，他以募捐形式资助当时学生运动的宣传费用，并先后保护交通大学等校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走向解放区。据沈子槎家属瞿如清大姐回忆：家里曾经居住过不少陌生人，这些陌生人给她讲解人生道理和解放区的故事。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沈子槎自己的回忆文字里也提到这些事。综合这些材料，可以印证沈子槎当时确实为党做过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沈子槎曾协助陈叔通、马寅初、盛丕华、包达三等先后脱离蒋管区，辗转至香港，转道至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上海青年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沈子槎参加了1948年6月3日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大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参加，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科学社编辑张孟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卢于道，国际问题专家孟宪章，还有交通大学校友、民主人士张絅伯，民族工业家邱文奎。”沈子槎不光私下里资助学生，在公开场合，他敢于同当局交涉，他的正义感不言而喻。

担任绸缎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绸缎是我国特产品，产区很广，江浙两省为产绸的重心，运销国内外历史悠久。上海是近百年来绸缎最大的集散都市，各地区所有的产品，经过各个帮口商贩运沪销售。所以，一百多年前上海便有各帮口设立的绸业会馆公所，办理验货、议价、装运、纳税等工作。其时有经营杭州货、绍兴货的钱江会馆，湖州货的绉业公所，苏州货的云锦公所，盛泽货的盛泾公所，山东河南府绸帮的鲁豫堂，门市店大同行的绪纶公所，小同行的锦纶公所，以及南京丹阳等帮口。1927年9月，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成立，各帮的行商开始合流。1930年成立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各帮口会馆公所所属的会员单位，多数以其企业名义加入了同业公会，当时除门市店小同行锦纶公所已经解散外，其他各会馆公所的原有组织，继续保留，各自为政。但是，沈子槎是合流后绸缎业同业公会的重要骨干。据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记：沈子槎是该会的理事。当时理事不多，在556户会员中，仅有一名理事长，10名理事。说明他在行业中的地位。

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11月，筹组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此时，沈子槎年近七十，但是，他从事绸缎行业50年，德高望重，仍然被推为主任委员。而在自己所在的企业，他的堂弟沈季安担任经理。按现在的话说，他是退居二线，担任总监理。不久，公私合营上海国际贸易公司联合董事会成立，他却再次担当起董事长的责任。

民建会代表人物工商界耆宿

沈子槎先生（前左一）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与其他代表合影

1955年沈子槎（二排右三）与上海工商联同仁合影

沈子槎与民建会结缘是在1946年。他的入会介绍人有2位，一位是盛丕华，另一位是张絅伯。他的会员号很靠前，61号。1946年11月，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的名单中便有了沈子槎的名字。1949年9月，他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庄严而隆重的开国大典。

1949年5月，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建时，他是委员。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时他继续担任委员。他是民建会的元老级人物，在以后的民建上海市委员会第一至四届选举中，他始终担任委员。

沈子槎是一位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工商界名士。他除开设大丰绸布庄以外，还开设湖南协进绸庄。他将丝绸贸易领域扩大，出口外销，府绸生意越做越大。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他与印度永祥洋行合资经营，在香港开办了“永大行”。在上海开设生产加工企业寅丰丝织厂和云丰绸厂。

大丰绸庄起初在九江路，后做批发生意，迁至福州路。1950年的材料表明是在福州路17号二楼204室，职员19人，电话是10054。1953年4月登记表明，大丰绸庄职员13人，资金25亿（旧人民币），沈子槎投资比例占企业总金额的11%。而云丰绸厂则是沈子槎在1947年与人合伙开设的，资金1亿元，职工50人，地点在西康路1255弄41号。寅丰丝织厂在普陀区。湖南协进绸庄，当时资金约4亿，沈子槎投资占50%。

作为行业的领头人，沈子槎在各项爱国运动中积极带头，工商界劳军他拿出155万元，占行业的3.1%；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方面他购买数额是4750分，占行业的3.8%；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他捐了1.2亿元，占行业的5%强；税收方面达到9至10亿，占行业的7.1%。在“五反”运动中，被评为守法户。在购买国家建设公债方面，他的寅丰丝织厂，购买经济建设公债5亿，而且一次缴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人们回望这位绸缎业老前辈时，不由得想起达尔文曾经所说的，生死于他们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所要发现的都已发现，要实现的都已实现。沈子槎在“文革”到来时就是那么地坦然，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转为一座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