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纯粹的尊皇之心，还是传统武士观念作祟？吉田松阴国体论观点来源何处？

虽然日本学者多强调松阴尊皇之心的纯粹性，其实松阴自己明确承认其国体论名著《讲孟余话》中提倡的“尊皇”是服务于“攘夷”的手段。安政三年（1856）11月23日，松阴作《又读七则》，如此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因忧天朝遂愤夷狄者，有因愤夷狄遂忧天朝者。余幼奉家学，讲兵法，知夷狄国患之不可不愤。而后遍考夷狄之所以横，知国家之所以衰，遂知天朝之深忧，非一朝一夕故。然其孰本孰末，未能自信。向八月间，为一友启发，矍然始悟，从前忧天朝，并为愤夷狄起见，本末既错，非真忧天朝也。”松阴在此明确承认自己在安政三年（1856）8月之前，是作为攘夷的手段而提倡尊皇。而《讲孟余话》完成于安政三年（1856）6月，正是松阴以尊皇为攘夷手段的时期，所以其中国体论的最后归结是：“闻近世海外诸蛮，各推举其贤智，革新其政治，骎骎然有凌侮上国之势。我何以制之？无他，明前所论我国体之所以异于外国之大义。”阐明日本国体的独特性，对松阴而言，原本是对抗西方的手段，其国体论原本出于国家理性的考量。

孝明天皇

松阴在安政三年（1856）所作的《外征论》中，如此论述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必要性：“夫坤舆之形势有不能不合者，有不可不合者。如我奥越，地脉相接，不能不合者也。至三韩、任那、渤海诸藩，地脉虽不接续，而形势对持，吾不往则彼必来，吾不攻则彼必袭，将醸不测之忧，是不可不合者也。”不难看出，松阴当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是和对日本国内列藩关系的理解混淆在一起的，他是以从封建国家开疆拓土的观念出发来理解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原理的。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吉田松阴又道：“吾谓，三韩任那，不可不合，而合之必合也。国朝之定奥越，吾无得间然矣。独至治三韩，未尝无得失也。神功籍列朝之威力，一举服新罗。新罗既服，则收兵不复穷追，纳质子，定贡额，使高丽百济，望风而降，得矣。已而遣勋旧之武内，按察四海，以遥制三韩，得矣。然才间入之，其任不久则失之。后置府任那，以驱使三韩，最得矣。”怀想神功皇后征韩的功绩之后，松阴又批评后世日本人不能有效统治朝鲜半岛的失策，为之遗憾不已。此文虽然援引了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古代传说，但是与尊皇思想显然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展开论述。归根结底，松阴的思想源头是武士传统观念以及作为武士意识形态的兵学。

日本武士

神功皇后

（ 季我努学社会员 唐利国：《论吉田松阴的近代亚洲侵略思想》 本文刊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