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纪鑫

士，作为相对独立的古代知识分子阶层，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并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大多处于游士状态，将人生定位在“为王者师，为诸侯友”。他们游离于政治体制、官僚体系之外，不愿受制、依附于人，凭借智慧才能、道德品质、人格力量啸傲君王、左右诸侯，以思想、学说、主张干预政治、影响政治、指导政治，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因此，战国时期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辈出、理性闪烁、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伟大时代。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王权瓦解，战国纷争，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背景与现实土壤。

天下统一，远离战争，是广大民众的普遍愿望。而在当时，欲行天下一统，途径只有一条——武力征服。战国七雄，全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竞争与危机。

“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生存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已成为各国君王的共识。士，成为统治者关注、争取的人才与对象。士所在国重，士所去国轻。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战国之士，大多具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专业才能，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对天下大势有着较为透彻的理解与精辟的分析，同时怀有拯救黎民、再造天下的责任与使命。政治的多元化为士人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对各国君王，他们抱着有恩则往，恩绝则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

“士无定主”，战国文人可以当面批评、指责、讽刺甚至贬损诸侯王公，而诸侯王公哪怕心存不满，也只有委屈求全，不会对士施加任何惩罚，最多不过“勃然变色”而已。士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谁也不敢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啊！

士人没有固定的资产，少有祖国的概念，他们周游列国，纷纷亮出自己的思想学说与政治主张。“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若受某国君主器重，便不遗余力地报答知遇之恩；一旦恩绝，他们又投奔别国，另择高枝。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与主张，有人开始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抱着鲜明的功利心态与实用目的。

这种情形发展到战国中后期，多数士人除了一己私利外，根本没有什么治国理想与政治抱负，没有社会良心与责任担当，其立场观点、施政方略往往随着个人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眼中，唯有功名利禄而已。苏秦与张仪，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苏秦先是倡导连横。游说秦王失败，回到洛阳家中，父母、妻子、嫂子对他全不搭理。家人的冷漠使他备感世态炎凉，愈加认识到功名富贵的重要。他发愤苦读，研究游说之术，真正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一番刻苦努力之后，满腹经纶的他再度“出山”了。连横不成，此次的苏秦改弦易辙，抛出合纵策略。只要达到荣华富贵的目的，观点、主张、立场可以随时更改。苏秦鼓动如簧巧舌，游说赵王大获成功，一举登上赵国卿相宝座。然后，他以赵国为依托，联合齐、楚、燕、韩、魏其他五国，建立起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大同盟。当他合纵成功身佩六国相印途经洛阳时，家人态度全然改变：父母不顾年迈，前往三十里远的郊外迎候他的归来；妻子由过去的不理不睬，一变而为诚惶诚恐侧目而视；曾经不愿为他做饭的嫂子也匍匐在地，再三请罪。对此，苏秦不由得感慨万端地说道：“唉，如果贫穷，哪怕父母也不把你当儿子看待；一旦富贵，就是亲戚也会畏惧你、敬慕你。人生在世，权势、地位、富贵，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此时的苏秦，除了个人的权势富贵外，知识分子的担当、责任、理想、正义等概念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另一连横派领袖人物张仪，在没有受到秦王重用之前，曾游说其他诸侯。一次，张仪与楚国宰相饮酒，楚相的一块璧玉不翼而飞。他们怀疑张仪盗窃，宰相门下捉住他，要他交出璧玉。张仪没有行窃，自然无法交出脏物，鞭笞数百后将他释放。回到家中，妻子说：“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会遭受到这样的羞辱呢？”张仪道：“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回答：“舌头完好无缺。”张仪说：“这就行了！”只要舌头在，就可能言善辩打动君王，就有出人头地、获取荣华富贵的希望。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张仪担任魏国宰相一年，病逝。《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史实后写道：“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

苏秦、张仪坚韧不屈的顽强意志固然可敬，可他们不择手段追求世俗权位与人间富贵的利己主义作派实在令人不齿。尽管天下争相慕仿效法，但富有血性的正直文人往往将其视为不道德的小人与权谋诈术的典型，如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孟子便认为苏秦、张仪所行属“妾妇之道”。

如果说战国中晚期，还有部分正直文人羞于与苏秦、张仪为伍，而到了战国末期，整个士人阶层则差不多全被功利主义给同化了。

曾纪鑫 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出版专著二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