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灾难。一心想效忠于武帝的司马迁，竟以一席正义之言而惨遭宫刑，这带给他无尽的屈辱。

司马迁认为“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受宫刑不仅为世人所不齿，更是大逆不孝之举，因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汕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司马迁的这段话里，一句一“辱”，而宫刑是人世间最惨痛、最低下的一种耻辱。以士自居的司马迁当然无法接受这种既让自己蒙羞又令先人受辱的刑罚。

然而，出于对人生价值的考虑，思之再三，不屑于平庸无为的司马迁还是选择了宫刑。

司马迁虽然坚韧地选择了宫刑，但沉重的屈辱感始终挥之不去，以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屈辱感无处不在，不仅渗透进司马迁的日常生活中，也渗透进了《报任安书》中，面对旧友，司马迁情不自禁地反复诉说这种奇耻大辱。

他认为自己形体已亏，作为“扫除之隶”，若再去向天子进荐人才，即使“材怀随和，行若由夷”，也只是“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而己，最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而已，写至此，他不禁感慨:“磋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他为李陵因降匈奴而使其家声败坏而悲哀，更为自己“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而悲愤，写至此，他不禁呼号:“悲夫!悲夫!”。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在屈辱中沉沦，他以古人自勉:

“盖西伯构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腆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艺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愤怒出诗人，磨难造就伟大的文学。司马迁把李陵之祸看成促使他全心全意著作《史记》的契机。他希望通过《史记》的流传，得以补偿自己的愤恨，令后人知道他接受宫刑的苦衷。

当然，这只是他忍辱著书的动力之一，更大的动力来自于他对自己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与对其正义性的坚定信心。

“他不是政治家，他不可能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并使之付诸实行;他是个历史家，他只有通过写历史的方法，寓褒贬、别善恶，从自己的《史记》中来显示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示自己对那些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爱憎。”

之前潜伏在司马迁心中的使命感经受了此次考验后犹为强烈，促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之前的司马迁在仕途上还有所图，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现在的他却终日只是“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因为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史记》，所有的心血都付之于《史记》，世俗的一切，对他是毫无意义的了，他了无牵挂，无所顾忌，一切只为了《史记》。

他不用再费心思去求得天子的赏识，也不用再去考虑与同僚们的关系，他远离是非之争，摆脱名利之欲，超然独立，冷眼旁观。

与统治阶级的决裂，促使他以旁观者的心态与眼光来审视一切，看得更真更透。这种决裂有益于《史记》的写作，它“在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他进一步深入王道德治内核，并从这一层次审视现实政治，从而发现了其中的许多弊端。”

正因决裂，才能置身事外，才能不偏不倚，才能将汉朝统治、帝王将相的操行看得更真更透，才能对吏治刑法进行深刻清醒的思考，才能对每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公平公正的评价，才能对每一个丑恶现象进行强烈的抨击。

郭双成也认为李陵之祸增强了《史记》的批判力度，他说：

“他在《史记》中之所以能够对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些黑暗现象揭露得那样深刻，对一些敢于反抗和斗争的历史人物给予那样热烈的赞颂，是和他的这次遭遇有关的。”

鲁迅曾经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诚然，李陵之祸为司马迁揭去了统治阶级温柔的面纱，使之看到社会表相之下的真面目，他看到了帝王们的荒淫残暴、将相们的互相倾轧以及酷吏们的严刑酷法等等，这些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借助于《史记》，述往事，思来者，为后代提供历史的镜子。

他的武器，就是讽刺。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认清了社会的真面目，使《史记》呈现的无非是赤裸裸的历史真相。司马迁可谓良史，而《史记》可谓信史，《史记》讽刺艺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这是《史记》的生命力毫不衰减的原因。

文章憎命达，李陵之祸对司马迁而言是一大悲剧，对《史记》却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