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家之说，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被认为是引领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宋四家”的书法风格，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奇崛，米芾俊迈豪放，蔡襄则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均自成一格。

蔡襄书法上承晋唐法度，下启宋人的意趣，“取神气为佳”是他的书法主张，真、行、草、隶四体均达妙境。蔡襄的书法，在当时就被许多同为书法大家的士大夫推崇备至。苏东坡说：“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黄庭坚评价道：“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朱长文说：“君谟真、行、草皆优，入妙品。笃好博学，卓冠一时。”诗人刘克庄十分喜爱蔡襄的书法作品，并收藏有许多蔡襄的书帖真迹。他在评论蔡襄《临真草千文》时说：“忠惠蔡公书法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乐毅论》，皆有临本，而《千文》尤为妙绝，岂非备众体然后能自成一家欤？”有人说书法“宋四家”之蔡为蔡京，而在这些书法巨擘的眼里，蔡襄能博得“本朝第一”的美名，可见蔡襄书法水平的高超，“宋四家”应该是蔡襄，不过到底是蔡京抑或蔡襄，都无伤大雅，他们都应该是顶尖书法家。

蔡襄遗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自书诗帖》、《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等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以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绝世珍品。说到“忘归石”，当地还有一段传说。当年，蔡襄出任福州知州期间，曾多次游览鼓山，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暮色已降，蔡襄仍乐不知返，感慨之余，书写“忘归石”三字于灵源洞的深涧峭壁边，后刻石纪念。时隔百余年，南宋诗人赵晋臣游玩至此，看到蔡襄题刻后，有感而发作诗曰：“登山心悦倍精神，欲往山间未有因；刚道忘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赵晋臣把他的诗，题刻在“忘归石”的对面，以示对蔡襄的纪念和景仰。

蔡襄书法独步当世，宋仁宗也极为喜爱。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不过，蔡襄并不以此作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手段，反而坚持原则，对于违反原则的要求，即便是皇帝的安排，也不怕“忤旨”、“抗上”，而拒绝执行。1054年，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等，其中不乏僭礼越制之举。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操刀，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他便以“此待诏职”为理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嘉祐八年，试图振兴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当家人。当时，蔡襄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事实也接近可能，当时蔡襄与欧阳修齐名，都以刚正不阿著称于士林，宰相韩琦极力向宋英宗推荐欧阳修和蔡襄二人出任参知政事。然而，宋英宗毕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于直言了，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愚蠢到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而心灰意冷地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时，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继续提出请求，怎么办呢？

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56岁。蔡襄去世后，欧阳修为失去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至交而悲痛万分，特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以资纪念。其铭曰：“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