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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从齐鲁发源并流传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让齐鲁之邦的泱泱家风流淌在国人的血液里，图为江苏南通一小学举办“开笔礼”。

作为塑造中华文化主脉的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从精神到骨骼，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家国秩序，同时，作为老革命根据地的山东，红色精神在这里根基深厚。

时代风云变幻，家风随着家族命运的变迁也衍生出新的时代精神。

齐鲁名人地理：儒门家风与仕宦家族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对于山东人而言，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副对联，其所彰显的文化根性深植于山东人的血脉之中。而塑造这一总体文化观的先贤，毋庸置疑是孔子。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家族像孔氏家族那样历经2500多年而不为朝代更迭或政治变化所动，且世世代代都恪守着“立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所以别长幼”的族谱，连绵不绝地延续文脉，恪守学诗学礼的祖训，正所谓“家法古礼也，三代以降存者鲜矣，唯我孔氏受封爵之奉祀事，历代相传，积然不紊。”孔氏家族就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孔氏后裔们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延续圣人遗风，崇儒弘道者代不乏人。

作为孔子第78代嫡系裔孙，孔维克是目前孔子后裔中唯一活跃在当代中国画坛且成就卓著的人物画家，其成长除了时代因素和个人努力外，亦有家族文脉的传承。

家风是父母双方共同的优良品德，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孔维克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汶上县，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时常将“四书”“五经”挂在嘴上，而母亲则是一个生在江南的大家闺秀，思想现代。孔维克幼承家学，其名字中既有父亲对儒家文化和血脉的忠守，也包含着母亲革命进步的思想。在父母的影响下，孔维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法则，其中包含坚韧、诚信、慎思等内容。

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颜子第七十九代孙颜炳罡看来，家风是代与代之间的传承，祖先与家族的血脉流淌早已成为烙印——颜氏的家风汲取于儒家文化，重视德行，崇尚文化、宁折不弯。

《颜氏家训》有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氏族人重视读书，颜炳罡能从上世纪70年代农村的艰苦环境中考上山东大学，成长为一名学者，受益于家族对知识的推崇。

“小时候要到十几里地外的学校读书，早上6点半以前就得赶到学校，跑早操。”颜炳罡回忆，“家里很穷，没有钟表，我娘就看星星辨认时间叫我起床，给我叠好当干粮的煎饼。常常一晚上要起身好几次，怕喊我晚了耽误上学，也怕喊我早了，冬天天黑不安全。我之所以能从农村出来，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深受爷爷、父母的影响。他们善良、刚直，他们认为读书才有出息，他们从小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丢在地上，看都不要看，更不能动。我想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在山东，孔孟曾颜四大儒学世家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树立了诗书传家的模板。而在科举大行其道后，一些草根家族也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同样成为了当地的显耀世家。

“当一个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通过科举成为精英之后，他会很快意识到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在家风和家族文化中会大力提倡读书和教育，甚至兴办学校。”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表示。

所谓的仕宦家族，是指以科举起家、入仕为宦，并且持续数代长盛不衰的家族。“与门阀士族或王公贵族相比，仕宦家族最大的特点是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朱亚非表示，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家族的家风对于教育和当地的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带动了山东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朱亚非曾对省内明清时期的临朐冯氏、诸城刘氏、日照丁氏、海丰吴氏、黄县（今龙口）丁氏、（莒南）大店庄氏、高密单氏等多个仕宦家族进行过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家族的家风和家族文化有着自己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吃苦耐劳、关注公益、与时俱进等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家风也有着显著的山东特色。他在受访时表示，大多数的家庭实际上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勤俭、节约等这些构成了家风的基本内容。家风也在与时俱进，更加健康、向上。

“我们家的家风和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家风差不多，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学习、文化，与人为善。”莫言透露。

▲2017年4月4日，琅琊丁氏族人从全国各地以及国外汇集到始祖所在地青岛市大村镇驻地，祭祀共同的祖先。

家族命运：大时代里的家风变革

《礼记·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其中蕴含的强烈的家国情怀，更使一代代人为了国家利益，前赴后继，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山东日照涛雒镇，丁氏家族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这个家族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一代又一代人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在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从这里走出的丁家人，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种种变革，他们中既有实业家，比如丁守存，还有同盟会的创始人丁惟汾，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同样也是这个家族中耀眼的一员。

丁氏家族对读书好的族人有进行救助的传统。“闻族众戚党有志上进而力不逮者，必委曲多方扶持之，逢考试兼以貲。”这样家族内部无论贫富贵贱，子弟都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

据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家在当地是大地主，他们的商业发展为子女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日照丁氏家族经商所得既可以供应应考子弟的考试费用、盘缠等，又可以发展家族的基础教育，包括建私塾，资助族中的贫困学子，有利于族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华民国建立后，丁氏家族开始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型教育，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洋法政学校、北洋警务学校等著名学校都有丁氏族人，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艺术家。

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先后入读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弹性力学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36年回国，先后在河南焦作工学院、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50年春天丁观海到台北太旺大学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担任教授。

除此之外，还有丁履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耶鲁大学深造，1946年担任美国纽沃克工学院教授，1950年担任山东大学工学院院长。

更引人注目的是，日照丁氏与近百年来的国运紧密相关，其间涌现出了一批革命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即是其中代表。

这个家族中还有共产党员，丁基实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工预科土木专业。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有着相似成长轨迹的还有诸城相州王氏家族。

这个曾经在清朝出过王锳、王钺等多位进士、官至显要的大家族，在清末民初前所未有大变革之际，竟然也未沉落下去。他们选择了家族一贯顺应世变的作风，更多地参与到救国图存的爱国运动中，与中国的命运共呼吸，从而踩准节点，让家族平稳度过每一次时代更迭。

“他们本是清朝中上层人士，但面临国家危难，都选择了适应新潮，为中国崛起，不被列强欺负而努力着。”相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介绍说。

最典型的莫过于从旧官僚转变为新政客的相州王氏十五世王凤翥，在清朝时他的官衔是“监生，候选州同知”。“王凤翥受到维新思想影响，日趋开明。时逢清廷推行新政，王凤翥被推举为山东咨议局议员。”王松魁介绍说。

在“废科举、兴学校”风气的影响下，王凤翥回到家乡，决心兴办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王氏捐献田，以地租作为学堂的创建基金及经费。1904年，该学堂成立，学制三年，王凤翥任校长，他广聘地方名士教授古文、历史，聘请外国传教士教授数理化及英语。因办学成绩突出，王凤翥曾获清朝学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1916年，王凤翥由同盟会会员转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积极参加讨袁活动，为协助革命军进驻诸城县做了许多工作。

“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只办了一期，因辛亥革命、清廷垮台而停办。但这个三等学堂倡导救国图存对学生影响较大，出现了很多从事革命或者开启民智的人。”对诸城王氏有着深入研究的潍坊学院教授王宪明表示。

学堂的毕业生王翔千就是诸城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而王乐平对共产党山东支部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他最后作为国民党改组派的核心人物，领导了一系列反蒋活动，最终被蒋介石派特务杀害。

1913年，恢复办学被王氏族人重新提出，当时只恢复小学班，改校名为“相州王氏私立小学”。这所小学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相州王氏后代王志坚，从1929年到抗战爆发，一直担任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校长。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氏家族的四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王意坚都在这所小学接受过初级教育，另两位王家的女婿：臧克家、王力虽然没在这里上学，但对他们影响甚深的夫人都是在这个小学上学的。在现代历史上，从这个偏远的乡村小学走出的人才甚至不亚于一所重点大学。

▲沂蒙六姐妹。

▲电影《焦裕禄》剧照。

家风里的红色传承

时代在进步，家风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山东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在这里觉醒成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在这里战斗生活，“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这里孕育发扬，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公仆从这里启程，王伯祥、朱彦夫、李登海等时代楷模在这里不断涌现。

当传承几千年的儒家家风遭遇红色印记，齐鲁家风的时代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

出生于山东东平的万里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漫长的人生是红色的，他的家风也是红色的。

节俭、廉洁、舍家为国，是红色家风的一大特征。万里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的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孔繁森的清廉同样让人动容。他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甚至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们同样要求严格。作为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家风如此。

在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他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但也非常疼爱：“每次回家见到我们，他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

“我爸的办公室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不想进他的办公室，听说办公室里啥也没有，还没有外面好玩。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我们拿。”

初中毕业后，焦守凤去了副食品加工厂。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送。”焦守凤说。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当时我很不理解，就不搭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说话”。

同样的艰苦遭遇也发生在万里长子万伯翱身上。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决意送万伯翱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进行锻炼。

家里人也曾表示反对，万里的老母亲心疼得哭了。可谁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万里还郑重地给儿子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你逃到海外去，可能我管不着；你要逃跑回到这个家门，我是不会让你进的。”

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年少气盛的万伯翱索性下了决心：要争气，去就去！后来提起这件事情，万里还表扬说：“我还真的很喜欢老大这个骨气。”

1963年春节，是万伯翱下乡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平常，万里一般不叫儿子名字，就直呼他“老大”，但在这次信中，万里称呼他“伯翱”。

▲2017年全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某地以《廉洁是福》《中华好家风》为主题制作廉政剪纸，营造廉洁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的氛围。

■延伸阅读

山东文化世家简谱

几千年来，山东文化源远流长，诗书传家的模式造就了一大批文化世家。在此，我们节选几个家族的简略介绍，以此窥视这些齐鲁世家的文化密码。

诸城刘氏： “一门三公，父子同宰”

明清之际，诸城有臧、王、刘、李、丁五姓号称“五大望族”。诸城刘氏不仅为诸城望族之冠，而且在明清山东六十世家当中，也是清代山东世家望族之翘楚。尤其是刘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同朝为大学士，刘墉之侄刘镮之在嘉庆年间任尚书，被称为“一门三公，父子同宰”。

刘家的兴旺发达，与其重视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刘氏家族对后人传播“一曰德行，二曰学问，三曰功业”的理念，族人为官者保持了一股清廉公正之风。从清顺治年间刘必显考中进士开始，就严厉督促子弟读书，即使到了乾嘉年间，刘氏受朝廷恩宠日隆，仍把读书放在首位。

因为家学功底深厚，刘氏家族中知识渊博、学问精深者代不乏人。诸城刘氏被称为“山东诗文世家”之一。刘统勋不仅诗文皆佳，还提携了大批后辈学者。刘墉更是学识渊博，被认为“熟于《史》《汉》，博通前人诗书文词，尤精于内典，傍及说部”。

聊城傅氏：“仁义胡同”传播仁义数百年

自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仕宦辈出、享誉齐鲁、名满东昌，成为鲁西一带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近代，傅氏家族除了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的傅斯年这位著名大学者外，还出现了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三位历史学家。

“阁老傅”家族的远祖傅回，原籍江西永丰，明朝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傅回之子傅祥，始居聊城。傅祥及其子孙，靠经商起家。他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业。“从此，傅家有了世代相承的读书重文家风。到了清代初年，傅以渐考中状元，傅氏开始兴盛，此后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

康熙年间，傅以渐家人在东关家庙拓修时，新建的院墙盖住了邻居地基，与邻居发生纠纷，于是写信给当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傅状元，傅以渐很快回信道：“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十分羞愧，主动将墙基退让三尺，邻居也十分感动，便也退让三尺，就成了傅氏祠堂东邻的这条六尺胡同。后来康熙皇帝驻跸聊城，闻听此事，遂书“仁义胡同”四个大字以倡义举。

栖霞牟氏：凝聚力与变通

在山东栖霞，有一座与山西晋商大院和安徽徽商民居齐名的民居庄园，这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牟氏庄园，也是牟氏家族中一支的聚居地。

这个庄园其实是一个家族历经三个朝代更迭，遇到挫折而艰苦谋变的见证。从湖北北迁到山东的牟氏家族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一共经历了18代之久，康熙初年牟氏就成为栖霞四大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早年的家训就是耕作传家，研究学术也是兴旺家族的一个重要方式，他家从第一代到第七代都是通过科举做官，一直是当地的当权者。但是清朝初年，牟家的8个孩子全部被清政府抓捕入狱，整个牟家遭遇了发展的重大挫折。这个时候，作为牟氏家族的一支认识到，兴旺家族不一定非要科举做官，于是开始转型为经商，这才有了牟家的中兴，以及这个牟氏庄园，这体现了一个家族面临困境，坚持而不溃散的家族凝聚力，同时这个家族的变通也向社会展示了其生存和发展的活力。

德州苏禄王后裔：外来的王室家族

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国首领巴都葛·叭答剌、西国首领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国首领叭都葛巴剌卜三人，率领眷属陪臣340余人，组成庞大的友好使团，访问北京。这是明代中国政府接待的阵容最为壮观的外国使团之一。受到明朝永乐皇帝盛情款待。回程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病逝，遂葬于德州城北二里处（现德州北营村），永乐皇帝还专门撰写祭文，其长子回国继任王位，王妃和另两个儿子就留在德州守墓并定居，其后裔在清朝获得中国国籍，取安、温姓氏，并逐渐融入回族，结束了在华客居生活。

史料记载说，王子跟随仆人学会了地方话，甚至很德州，当地人也对两位为父守孝的外国王子敬重有加。德州当地的家族文化逐渐影响着这个新兴的王室家族。此后，家族中出了十几位秀才，清初，温泮还成为家族第一位举人，官至广东按察司知事。温宪则通过科举入仕，累官至知府、道台。民国时期，安、温家族还在西北军中出了一位“不侍二主”的名将安树德。革命状元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