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有条件地不赞同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无条件地不赞同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有点党争性质，凡是王安石的就反对。虽然二人与王安石政治立场不同，但反对的方式性质有很大区别。

第一，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没有原因。

不管司马光从小因破缸被传的多神乎，也不管他学问有多大多深，但在“变法”这件事上，他是个顽固型的保守派死嗑分子，是个不顾百姓死活人品极差的士大夫，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老学究书呆子，是个对人不对事的形而上学派。由于司马光破坏阻挠改革，宋神宗一怒之下将他贬到陕西，让他下基层体察民情调查研究。可司马光人还没走到函谷关，有关陕西变法改革调查与差评的“万言书”已上奏到枢密院送达天庭，宋神宗气的差点吐血，专门降旨申斥。

据说，司马光走到洛阳时，已凭空臆想“调查”完了陕西变法的状况，以及由于变法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于是星夜奋笔疾书，然后六百里加急上奏。果不其然，神宗死后，司马光还朝当上宰相后，全部干净彻底地废除了变法内容，复辟成功，捍卫了他的“祖宗之法不可废”。

第二，苏轼曾因故误入歧途，晚年懊悔。

苏轼入朝为官时，大宋朝廷基本形成了两大党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司马光为核心的保守派。两派互嗑互斗互伤，官员必须站队，苏轼由于师父学派的关系，站错了队列，站到了改革派的对立面，被贬出朝廷。苏轼虽是大文豪，一生在文学上建树颇高，但为官之路非常坎坷，无数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荒芜。七八十岁高龄都被贬海南儋州。不过，苏轼在地方为官的过程中，实实在在亲身感受到变法给百姓带来的许多好处。他比较务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晚年苏轼幡然悔悟，为自己曾无知地盲目反对变法而懊悔，还专门写过一篇很内疚的美诗，呼吁“祖宗之法亦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