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

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石篆山石刻中，编号为第8号的老君龛，是代表道教文化的重要石刻作品。

老君龛，这龛3.43米宽、1.7米高、1.92米深的造像中间，坐着的主尊是道教中的重要的神灵——太上老君，他端坐在一个四方形台座上，右手握一扇，台座正面雕刻一头青牛（残）。在他左右两侧，是并肩而立的七尊造像，他们戴着莲状的束发小冠，双手在胸前捧着朝笏。其中，紧挨着太上老君左右的，是“玄中大法师”和长满络腮胡须的“三天大法师”像；再之外两侧，分别站立着太乙真人、太极真人、正一真人、普德真人、定法真人等十二位真人像，这些造像服饰简朴，疏于装饰，加之造像平静、安详、自然的表情，颇具道教艺术所追求的“仙风道骨”的神韵。在龛外左右两侧，是威武强悍的护法神像。龛的门柱上有关于造像年代的一些文字，尽管模糊不清，但大致可辨识出“岁次癸亥闰六月二十日记”，结合石篆山造像的大致年代，这里的“癸亥”年，在北宋元丰六年，也即1083年。

老君龛右侧外壁力士像

在上个世纪的研究论述中，大足境内调查发现的道教石刻造像，一直以来以这处老君龛为最早。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五代的北山第253号内出现了具有道教文化特点的造像；其后，在北宋初期的大钟寺遗址内，出土有道教的中元地官等神像。这些遗存表明，在石篆山老君龛之前，道教造像已经出现在大足一地。但这些与石篆山老君龛相比较，老君龛的规模更大，雕刻技艺更趋于成熟，表现上更具有道教文化色彩。可以说，在大足石刻中，石篆山老君龛把大足道教石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之感！

其实

老君龛的艺术源流于

中国道教石刻造像的艺术传统

大约在汉代末期逐渐形成的道教，随着佛教的传入，受佛教设立佛像等因素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出现一些道教题材的石刻作品。最初的道教造像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现存的主要是造像碑居多，也就是把道教造像雕刻在可以移动的碑刻上；二是造像技艺与佛教造像极其相似，如果不是造像碑上刻有较为明显的关于道教信息的文字，一些造像很难辨别究竟是不是道教的石刻造像。

到了唐代，道教石刻逐渐走向成熟。在具有深厚道教文化积淀的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今天四川省剑阁县鹤鸣山、蒲江县飞仙阁、丹棱县龙鹄山、绵阳市西山观以及与大足毗邻的安岳县玄妙观等等，都雕刻有精美的道教石刻艺术作品，它们已初步展现了道教自身的风格，甚至还出现有佛教、道教造像题材共处于一龛的情况。这些造像，也为宋代时期的大足境内，出现众多道教石刻艺术精品奠定了基础。

仁寿牛角寨唐代道教造像龛

宋代时，道教石刻基本上摆脱了佛教造像的因素，走向更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时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国内众多的宋代道教艺术作品中，大足的道教石刻就是主要的代表之一，其中出现的早期道教石刻作品——石篆山太上老君龛造像，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石篆山老君龛既吸收了早期很多道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又开始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除与佛教、儒家造像龛并列在同一崖壁上之外，造像题材的丰富性是此龛又一大特色。老君龛内题材，采取一主尊（太上老君）、二法师、十二位真人、二护法神将的布局。“三天大法师”像长满了络腮胡须，据道教经典和文献记载，他是汉代末年五斗米道创始人（后称天师道）张道陵，在元代编著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他“垂手过膝，美须髯”，可知石刻造像与文献记载的形象吻合。两侧雕刻的真人，为道教中修真得道的人，一些真人在道教文化史上影响较大，如太极真人，道教经典中有多部经典据说是他传授的，又如太乙真人，也称太乙救苦天尊，是天界专门拯救不幸堕入地狱之人的神灵。

造像中的服饰，体现出道教追求自然，主张返璞归真，崇尚质朴的特点，道教经典的戒律中，要求修行者穿着要朴实，不得好异服，如《上清大洞戒》中说“若衣服勿杂色，蓝布之服，可以终日”。老君龛中老君、法师、真人等像，皆为长袖，袖摆宽大，给人以宽松自在之感；细节的雕刻上，匠师采取简约的表现手法，多数造像除手肘处有衣褶线条外，其余皆是平面，显得简洁而明朗、自然而质朴。这一特点，倍增造像的仙风道骨之感。

仅由此来看，与宋代之前一些道教石刻相比较来说，石篆山的太上老君龛造像以其疏朗开阔的龛形、秩序井然的布局、艺术手段的多样，以及凝聚着丰厚道教文化信息和时代文化特色（尤其是三教融合）等诸多因素表明，道教石刻艺术在大足一地已经具备有成熟化的特点。同时，也开启了大足道教石刻鼎盛之旅的大门。不久之后的南宋时期，在大足南山、石门山、舒成岩等石刻中，涌现出大量在中国道教艺术史上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和石篆山太上老君龛造像一道，把中国道教石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