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甲午战争之前，清朝虽有颓废之势，但纸面实力还在。而甲午战败后，清朝犹如最后一层纸窗户被人捅破，室内破烂的景象，一下间大白于天下了。

自《马关条约》清廷割地给日本后，英、德、俄、美等国纷纷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在瓜分豆剖清朝的浪潮中分一杯羹。自此之后，清朝做了20多年的“中兴之梦”破灭，走到了死生存亡的紧要关头。

清朝的战败，责任最大的无疑是掌管淮军和北洋水师水陆两军兵力，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民众得知割让台湾、澎湖、辽东给日本时，对李鸿章的谩骂，可用积毁销骨来形容。

当时骂李鸿章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纯粹骂李鸿章汉奸、卖国，这类人以民间普通老百姓为主，因不知朝堂之事，只知李鸿章签了割地条约，因此骂的最狠，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

而另一类，则是当朝的官员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知道内幕的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不算那么纯粹的汉奸。因此打从一开始，李鸿章就是坚定的主和派，决不主张和日本正面对抗的。

而且，很多人也知道，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朝廷就下了谕旨，规定：“嗣后如有建议创办之事，及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均著先行陈请，候旨遵行。不得于未经奏准之先，率行举办。”

采购机器和军火，需经朝廷批准，本来没什么毛病。但这道谕旨的本意，其实是减少发放军费，剩下银子来修慈禧太后的颐和园。所以自此之后，北洋舰队军费被户部所阻遏，装备数年没有更新，打不过日本海军，也是意料中事。这也不能算是李鸿章的责任。

所以，这些官员责怪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也不是因为他签了和约，而是因为李鸿章明知打不过日本，却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迫于压力匆忙开战，导致了如此惨败的下场。

比如，后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中，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

还有曾经在李鸿章家课读，前浙江巡抚刘秉政之子刘体智亦云：“未开战先，常熟（翁同龢）曾至津，督促宣战。公当以去就争之。何至轻于一掷，情见势绌，底里毕露，百患皆作。”

总的来说，李鸿章早知道打不过日本，就应该以“死生去就”争之。意思是让老李去跟皇帝以死争辩，坚决不能向日本宣战，方是忠臣。

然而，李鸿章可没有那么“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和皇帝以死相争。后来李鸿章对翁同龢说的一句话，就很好地表明了他的立场：“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对李鸿章而言，他也是在有限度地反对主战，一旦这一立场威胁到他自身的人身安全，便也只能随波逐流，尝试赌一把，去和日本硬碰硬。而赌输的结局，便是付出《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的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