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花篮花儿香 马可已百年

马海星

◎刘红庆 图/马海星

100年前的6月，徐州一个基督教家庭诞下一个男婴，父母用《圣经》里圣人的名字为他命名——马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民间音乐的美，并以此为灵感之源，创作了传诵广远的歌曲《南泥湾》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尤其重要的是，以他为主完成的歌剧《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音乐创作，为中国民族歌剧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今日是作曲家马可百年诞辰。6月中旬，中国音乐学院以一系列活动纪念杰出马可百年诞辰，研讨会气氛热烈，音乐会更是一个接一个。

把马可作品《南泥湾》《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唱红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年近90岁，她住在中国音乐学院校园里，因年纪大了，更喜欢安静而不是热闹。在纪念马可的人群里，她远远地就认出了马可的女儿“小星星”，但她没有去打招呼。她怀念马可，更愿意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纪念。笔者坐在她的面前，她念叨着：“马可，好人，马可……”

孩子取名各纪念一段历史

海星是纪念恩师星海

1939年，21岁的马可奔赴延安进了“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中国民歌研究会”，采集、记录民歌和民间音乐。194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被郭兰英叫成“小星星”的马可女儿马海星回忆说：“我姐姐出生的时候，父亲的工作环境特别特别艰难。他到处采访，汲取民间音乐的养分，有时候能穿一双草鞋，没鞋了就光着脚在陕北到处走。不过，我父亲特别乐观，喜欢体育，身体又好，打着旗，冒着雨雪光着脚丫走回了延安。”

因为困难，马可给第一个孩子取名“马难难”，后来说太难听了，就改成楠木的楠。

到1942年，马可24岁。他的儿子出生了。这时，延安的情况比两年前好了很多，开始自救大生产，有点威风了。马海星说：“男孩子嘛，就叫马威威。”

1943年春节，不满25岁的马可完成了歌曲《南泥湾》的音乐创作。

1945年4月28日晚，经过几番摸索排好的歌剧《白毛女》隆重公演，献礼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首长应邀来到演出现场。剧本作者贺敬之回忆说：“演出的时候，我的具体工作是拉幕布的。毛主席来看戏的那一天，我聚精会神地看他老人家。他没有其他观众那样兴奋，他一直都很沉静，很注意地在看，眼睛含泪。最后‘太阳底下把冤申’，他的眼泪几乎要掉出来了。还有一个传言，说毛主席跟他女儿在家里，他唱杨白劳，女儿演喜儿。这我不敢断定真假。”

马可在1945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半年我的工作绝大部分集中在《白毛女》上（由创作到演出），这个工作前前后后动员了很不少的人力和物力。作为一种新的形式的尝试，自然有它的意义与成功处，当然在中国新歌剧的创作的日程中，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来全部解决，但是我想说在部分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成就，至少是提出了应该提出的问题。

《白毛女》在校内预演先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无数次小的修改，最后在鲁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干部之间的，对这个戏意见很多，有的甚至根本怀疑它，至少也在技术方面、表现形式方面提出很多非难；另一种是杂务人员及桥儿沟老乡的意见，他们是拥护这个戏的。我们在离开鲁艺前很为这两种意见的分歧所迷惑，所以信心非常不高。但在党校演出后，得到毛主席、七大代表及全体观众的赞美，从此巩固了我们的信心。张庚同志说中央的同志以及一般群众首先是内容入手来评论，而鲁艺的艺术工作者首先由形式方面、技术方面来评论，强调前者不大会发生错误，但是强调了后者就很容易发生错误。张庚同志这种评论之评论我认为是中肯的。音乐方面接触到的问题也很多，这些问题需要总结，但现在还没有时间。

《白毛女》主创团队，正寻求突破旧剧束缚的方法，努力开辟中国新歌剧事业。而《白毛女》的成功，预示着这一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抗战胜利后，鲁艺转移，马可的两个孩子跟着保育院，没跟父母在一起。1947年初夏，经历了战乱的东北恢复生产，马可来到鞍山钢铁厂，感动于所见所闻，独立创作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1949年10月30日，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马可和夫人白天参加了纪念活动，情绪很激动，夫人怀着孩子本来没到预产期，结果就早产生出来了，马可想纪念冼星海，他知道外国人习惯纪念谁就用谁的名字命名，可在中国不兴这个，所以就把冼星海的名字颠倒过来，给孩子取名海星。

马海星回忆说：“我的名字和前面哥哥姐姐的名字都不连着。因为我父亲和星海不是一般的感情，他一直管恩师冼星海叫星师。他也是冼星海最信赖最得意的门生。在冼星海日记里看到，冼星海去苏联之前在西安等车待了半年，他夫人问他什么事，他全都说找马可。很不幸，星海从苏联没回来。”

杨兰春用四块瓦片

“丁零当啷”敲打出“及格”

马可问：“难道你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总得对你了解一下吧？”杨兰春说：“歌，俺唱不好。说段快板，你说中，还是不中？”马可哈哈一笑，说：“中！”

这是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招生考试现场。考生杨兰春是从河南来的农村小伙，他坐火车从郑州来京，却在丰台站就提前下了车，硬是步行了17公里来到学校。他文化程度浅，有点胆怯，以致躲起来不敢进考场。进了考场，不敢表达。

考官是马可和舒强。因为中央戏剧学院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华北大学第三部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白毛女》的主要曲作者之一马可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戏剧研究院音乐研究室主任，《白毛女》的导演舒强则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

马可是正宗的“土派”，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他说：“让那些人去做其他的所谓‘远走高飞’的工作吧，我只想在民间的城堡上求得发展。它将开放歌剧的新花，也结交响乐的果实。”

听考官说“说快板”也中，杨兰春扭头跑出考场，在外面捡了四块瓦片，回到考场“丁零当啷”敲打起来。瓦片一响，这个乡下人倒浑身轻松，自信心也有了。开口说：“墙上画虎不咬人，蒜臼和面不胜盆。埋人不如说媳妇，油棺材不如油大门。四句闲言道罢，各位先生各位明公，你们稳坐静听，听我慢慢地道来——”两手打着瓦片，武安落子夹杂着河南坠子，杨兰春唱了起来：

小瓦片一打响叮咚，请问在位诸先生，

你们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奸来爱听忠？

爱听文咱说共产党，爱听武咱说八路军。

爱听奸咱说蒋介石，爱听忠咱说毛泽东。

不知你们爱听啥，开讲哪封算哪封。

说住人心多为妙，说不住人心白搭工。

有心叫你们点一段，恐怕你们意见难集中。

说的是中原突围……

听到这样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马可很欣喜，他当场拍板：“及格。”这样，杨兰春被录取了，因为年纪比同学们都大，大家叫他“老杨哥”。马可比杨兰春大两岁，又是他的老师，但马可也叫他“老杨哥”，可见马可内心对这种有乡土味道的人才是多么喜爱。

带领年轻人下乡生活

用民族乐器表现复杂的东西

马可究竟读了多少本小说才选中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呢？马可在杨兰春入学第二年，就给杨兰春和田川布置任务：“你们一起创作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剧本。”杨兰春着急地说：“我的文化水平低，写剧本，不中。”马可说出了选他的本意：“这是几位院领导不约而同提到你的名字才做出的决定。不要你的文字，是要你的生活，你又熟悉民间地方戏。”杨兰春还是不愿意：“耽误了学习跟不上课，不是白学了？”马可消除了他的担忧：“改编剧本也是学习提高，能接触许多名家，学习知识。如果你能把剧本改编成功，等于你考试及格。”

给了这样一条光明路，杨兰春爽快地说了一个字：“中！”

于是，在中央戏剧学院不远的北海公园，就经常看见一个乡下青年啃着烧饼、喝着白水，在粗糙的纸上涂涂画画。杨兰春说：“天气暖和就在亭子里写，天冷了就找个避风的房子。那时田川在部队，生活津贴很高，每天买两个烧饼，两个人分着吃。”

为了歌剧《小二黑结婚》更有泥土的芬芳，主创团队十几个人下乡体验生活，带队的是马可。他们到了山西省左权县横岭村，离杨兰春的老家有15里地，但他没时间回去。大家在一起熟悉了，编剧杨兰春、主演郭兰英两个“兰”，经常被大家叫串。于是，有了“杨兰英”“郭兰春”两个名号。

《小二黑结婚》作曲方面，马可完全走的是民族化道路，努力向民间学习和靠近。马可说：“我立意想证明一下，好些人对民族乐器的使用有偏见，认为它无法表现深刻的、复杂的东西，我倒想在这方面探索一下。自然，新改的还没有完全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也没有全部都动它，但我已经把这条路铺宽了。有好些地方，我有意让民乐多说些话。我觉得单单的争吵意义不大，重要的在做，做的本身就有力量，它会把问题一步步澄清。”

虽然未去猜测马可的创作图，但郭兰英可以感受到马可在努力。她回忆说：

唱腔基本就是采用山西及周边的戏曲、民歌完成的。比方说小芹、喜兰、小蓉三个人唱的那段，“七月的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都是民歌小调。小芹“清粼粼的水来”里边有晋剧。

反派角色，大部分是民间艺人唱的民歌改编过来的。有一个喜剧色彩，比如金旺唱的“小芹的眉眼真不赖”就是民歌。二孔明唱的，也是把民歌中滑稽的东西摘录出来。

正派人物，区长唱的也用了民歌。有的完全就是民歌，比如小二黑唱的《石匣有个狼牙山》就是左权民歌，一个音符都没改，完全是一首原有的民歌。因为故事是山西的，所以完成之后，山西民歌味道非常浓厚。

马可等人写完一段，就给郭兰英等演员们唱一段，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很激动。马可创作《小二黑结婚》，是在新歌剧与旧戏曲之间寻找某种内在血肉联系的过渡。所以，郭兰英在马可艺术实践和中国新歌剧探索道路上，地位就非常重要。马可在《新歌剧和旧传统》一文中说：

创造新歌剧与改革旧戏曲在建设与发展民族歌剧（戏曲）的事业中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在步骤、程序、所依据的基础与加工的程度上，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目前分工的范围在戏曲改革方面有一部分是清理古典戏曲遗产的工作，这一部分是新歌剧工作中所没有的。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旧有戏曲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从反映现代生活开始逐渐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进行，最后达到民族新戏曲（歌剧）的地步。自然这种改革过程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能够完成的。从发展方向来看，创作新歌剧与改革旧戏曲将来在某些作品中也许没有什么截然可分的界限。目前在这种分工中加强相互间的交流，譬如戏曲团体与新歌剧团体互相改编剧本或互相吸收演员参加排演工作，这对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马可很长时间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了，生完“小星星”疼爱得每天抱着，舍不得放开。写《小二黑结婚》，马海星三岁，爸爸是抱着她完成的。那时，他们住在棉花胡同，郭兰英也住在那儿。马海星回忆说：“兰英阿姨跟我说过好几次，说你爸写《小二黑结婚》抱着你，一看见你他就来灵感了……”

光着膀子 流着汗写《恨似高山仇似海》

《小二黑结婚》完成十年后，196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纪念年份。拿什么纪念呢？当然是从延安来的《白毛女》。于是原班人马复排，郭兰英、王昆领衔主演，舒强导演。这时候，经过了几年的摸索，积累了新的创作经验，大家觉得第五幕偏弱。郭兰英说：“原来这儿是另外一种唱，什么‘大风大雪吹得怎么样’，那个调太戏曲化，很明显，断断续续的不够完整，就去掉了”。

这样，还是请贺敬之重新写词。贺敬之回忆说：“是我写的，丁毅同志不在北京，也没有跟他商量。这两段词曲单独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的，新增加的。”

恨似高山仇似海，路断星灭我等待。

冤魂不散我人不死，雷暴雨翻天我又来。

闪电呐快撕开黑云头，响雷啊你劈开天河口。

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

山洞里苦熬三年整，我受苦受罪白了头。

我吃的是树上的野果、庙里的供献，

苦撑苦熬天天盼，老天爷睁眼，我要报仇！

马可接到作曲任务，把郭兰英叫在一起。可以说，两人一起完成了创作。郭兰英说：“我是跟马可同志一块儿写的，主要是他写，我在那里唱。我唱了一会儿山西梆子，一会儿评剧，一会儿河北梆子，一会儿京剧，还有民歌……”喜儿下山到奶奶庙拿供献就加了《恨似高山仇似海》，成为最后定版。郭兰英回忆说：

大夏天的，马可同志光着膀子，流着汗，拿着一块手巾，腿上铺着纸，坐着一个中间是布条的马扎儿。他一边写，我一边唱，挺感人的。

写完了，第二天就排练。1962年就正式演出，唱得非常好，观众也很喜欢，就保留下来了。最后定本的时候，《白毛女》加了这段。

演出在北京天桥剧场，周恩来亲临观赏演出。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体会仇恨，一定是内在的东西，在张嘴之前脑子里全都想象的是“仇恨”。三年受的苦，受的罪，所有的怨气和深仇大恨，都在这一刻爆发。不是哭腔，是痛斥，所以不能哭哭啼啼。自己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让观众哭，喜儿不哭。郭兰英的体会是，唱《恨似高山仇似海》，必须要咬着牙唱，不是用嘴唇唱。本来可以唱成“恨似（si）高山仇似（si）海”，但郭兰英觉得发音为“似（si）”的话，咬不住，没有力量。所以，就发音为“似（shi）”。

《恨似高山仇似海》成了名段，郭兰英演绎得最好。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周恩来点名叫郭兰英演唱马可的名作《南泥湾》。马海星说：“我父亲一直注重二度创作，《南泥湾》高音挑上去是兰英阿姨的创造，原来小合唱是陕北调的感觉，后来独唱的时候感觉不够劲儿，兰英阿姨用她的条件处理得非常好。”

《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奠基之作，而《小二黑结婚》的音乐从某种角度上说超越了《白毛女》。可惜，动乱来得太早，耽误了十年。动乱临近结束的1976年7月，只有58岁的马可去世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艺术家们重获解放。那年10月底，马海星结婚，而母亲已经瘫痪，躺在床上不会说话了。郭兰英、王昆、周巍峙、李德伦等老朋友刚从劫难当中走出，怀着对马可的惦念一起到没有了马可的马可家中。此情此景，悲欣交集。同行们不禁感慨道：如果马可、安波还在的话，中国新歌剧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