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宦官集团是怎样尾大不掉的？

汉桓帝经历过没有实权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权在握，就将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轻易放开。为了保证权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里，汉桓帝尽可能的使用所谓的“旧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当属宦官。

汉桓帝重用宦官，不仅因为宦官在他夺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权势，都是直接来自皇帝本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背景。因此，相对于拥有雄厚的自身实力的外戚和士大夫，桓帝更愿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满意，他可以随时换掉他们，而不必顾及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地方声望”。

在信任和重用宦官的同时，汉桓帝对于在历次事件中，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的士大夫们，持一种极度的不信任的态度。其实也难怪桓帝不信任士大夫，他们也确实拿不出像样的成绩让桓帝信服。梁冀专权的时候，除了李固等少数几人对梁冀进行了失败的抵抗外，绝大多数朝臣，都充当了梁冀的走狗。以至于清除梁冀的余党之后，朝廷竟然为之一空。

所以，汉桓帝认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们要么当叛徒，要么当烈士，总之，他们干不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来，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们的权益，于是，士大夫们开始对宦官进行打击，从而引发了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一次激烈冲突。

最先发难的是南阳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汉桓帝宣布大赦。成晋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二百多人；然后，成晋以英雄的姿态向汉桓帝上奏。

几乎在同一时段，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也是不顾朝廷的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这两件大案从表面上看，有两大特点，首先，两位太守的行为是非法的；其次，是这两起案件的处理对象，确实犯有大罪。究其根本有一个共同点，两案的当事人，都属于宦官势力集团。所以，这两个案件本质上，就是士大夫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以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代价，打击宦官集团。由士大夫们发起的这次“攻击”，从最表层看，是正义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义的;但从深层看，是非法的，是对朝廷赦令的公然藐视;而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次政治斗争。

既然是斗争，而且，士大夫们已经“非法”在先，而宦官们本来也不在乎自己在士大夫心中的“道德形象”，因此，宦官毫不客气的展开了“反击”。纷纷向汉桓帝提出申诉，同时，又鼓动张汜的妻子上诉。桓帝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因为在桓帝看来，这根本就是地方执政者公然对抗中央。汉桓帝当即下诏，将成晋、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

可是，士大夫们却没有就此屈服，野王令张朔是宦官常侍张让的弟弟，性情残暴，有一次，杀了一位孕妇，事后躲在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知道后，跑到张让家里大搜捕，结果从夹壁墙里将张朔搜出来，并且处以死刑。

士大夫们如此顽强的抵制以汉桓帝本人为总后台的宦官集团，当然会招致来自宦官集团和桓帝本人的共同打击。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人，结交太学生、都国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听说后，比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感到震怒，命令天下各郡各国，逮捕党人，并公告天下，好让天下人都憎恶他们，接着又逮捕了李膺等人。由此牵连到的陈寔等约有二百余人，即使有人逃亡，没有被捉到，也都被悬赏通缉。奉命传达捉拿党人的使者，四面出发，数量多得互相在大道上，也可以望见。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汉桓帝的怒气才稍稍缓解。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生禁锢。并且将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中的第一次党锢。

汉桓帝通过党锢，打击了士大夫势力的同时，也打击了正义;强化了皇权的同时，也使得宦官集团势力坐大。最终弊大于利，为东汉王朝最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