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1日和24日，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统直属部队“忠义救国军”激战江阴，战斗中，“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身负重伤，副总指挥吴焜英勇牺牲。叶飞愤怒地要与“忠义救国军”决一死战，陈毅星夜兼程赶来要求以大局为重，并命令叶飞率部渡江北上，与“忠义救国军”脱离接触。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和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939年11月8日，根据陈毅的指示，以阳澄湖后方医院痊愈伤病员为基础，新“江抗”诞生。陈毅安排刘飞到上海医治枪伤，刘飞推荐夏光任新“江抗”司令员。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原本都想养好伤病重返主力部队。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后，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为副主任。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就是由三十六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六十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二十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十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其中有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等闽东老红军，是“三十六伤员”之一。那么，武器有多少呢？基本没有，还是刘飞把自己和警卫员何彭福的驳壳枪交给特务连,使新“江抗”有了两支打得响的手枪。新“江抗”成立时,人枪两缺,枪支尤甚。除了刘飞拿出的两支短枪外,只有老“江抗”修械所留下的几支打不响的步枪。

1940年初，组建不到三个月的“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队总兵力四百人的武装部队。1940年2月，陈毅派吴仲超(化名吴铿)，何克希(化名王耑)到东路恢复工作，新江抗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何克希任司令员，吴仲超任政治委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夏光任参谋长。黄锋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东路编成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新“江抗”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940年4月谭震林被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的。谭震林当时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苏州两县委，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领导人见了面，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谭震林的到来，统一了东路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了江南东路地区各种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吸引了许多农民参加队伍，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输送了大批工人、职员和学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当新“江抗”整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时候，部队已经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