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序幕，同年的7月，清军和英军在厦门干了一仗，清军死了9个人。

从这9个人的档案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些信息：这些士兵多从22-59岁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亲也健在，但少有父亲的记录。或许他们的父亲就是已经过世的绿营士兵，他们的孩子继承了他们的岗位。这个岗位是终生的，假如没有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战斗，一般他们会安逸地当兵到死。

清朝的士兵有个特点，一般都是拖家带口，住在军营里或者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军营不开伙，士兵在家里吃饭，有时候操练没时间回去吃的话，家属就会送饭过去，顺便看着自己的男人在训练。另外操场旁边还有很多无聊的人旁观，也就有着许多的小生意在经营。所以所谓的训练场几乎就成了一个城市的小中心。

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回忆自己的父亲，一位正红旗看守皇城的旗兵时如是说道：“上班的时候上班，下班的时候回家看花、劈柴、刷水缸，一辈子没和人打架斗嘴，比谁都老实，但也没人欺负他，因为他毕竟可是带着腰牌的旗兵。”

士兵们每个月的钱粮也不算太多，大概1.5-2两银子不等，另外一年还有4石不到的粮食。当然了，这是八旗兵的标准，绿营兵的估计还要少些。所以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在当兵之余还会顺便干点其他的差事，比如种田、帮工、做个小生意啥的。当然了，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干其他差事儿的时候顺便当个兵。虽说他们的收入并不太高，但毕竟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愿意花钱买个兵额。

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幕僚王庆庄便曾透露说，在当地驻防的士兵，大半是当地的瓦匠、木匠、修脚剃头匠以及帮佣。花银洋三四十元，买充入伍。平时正常生活，到了训练的时候去一趟就行了，有时候实在忙不开的话，请人替一下也行。

至于军官，一般有两种来源：一是行伍出身，凭战功晋升上来的，没有战功但懂人情世故的，也能成；二是武举出身，武举和文举一样的考试流程，另外还分内外两场，外场考骑马射箭之类的武艺，内场则考历来的一些兵书兵法。但这对于习武之人来说，颇有些难度，所以到嘉庆朝时就改为只默写《武经七书》几百字就成。而在武场方面，只要拉得开硬功就行了。

古代打仗，对于军官的要求确实不高，只要你敢带头冲到前面就行了。只可惜热兵器时代已经来了，很多东西也是需要作出改变的。

我们还有个传统一直不太好，那就是一向不大看得起军人，所以在有清一朝，军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军队往往都是由文臣所统管的，这些人就算看过几本兵书，但大都没有军营的经验，所以这些人带起来的队伍，素质可想而知。左宗棠那时还只是个落选的书生，担任督抚的幕僚，就敢对前来说情的总兵喊一声“滚出去”，气得该总兵在临死前立下遗嘱，要求后人读书有出息者方可祭拜自己。

另外，前面我们说了，当时文臣的地位比武将的要高，而且因为有地方管理的资源，所以油水也足。但在敛财方面，武将却是丝毫不让，比如吃空饷、克扣军饷等等，甚至有时还会干点祸害社会的事情用来补贴费用，毕竟手里有一票武装力量啊。比如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都会有缉拿盗匪之责，可现实中却往往是兵匪一家亲。

比如林则徐在广州整顿地方出了名之后，有人专门来向他请教方法，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所谓整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典型应付了事而已。”

正是因为清军如此腐败，所以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仗，注定就是个失败的战役。最后果不其然，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丢了香港。

可惜的是，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全放在了人的身上，除了给他们扣遗臭万年和名垂青史的帽子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实力其实也就在原地踏步，忽略了曾经有这么一支军队，每天不是务工务农，就是提笼架鸟，欺行霸市，什么都干，就是没有最基本最靠谱的军事训练。

人家的洋枪洋炮技术在日益提升的时候，我们还在所谓的《武经七书》中，或者是在虚构的《武穆遗书》中寻找古老的军事战略，相信一道灵符就可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