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经营历史比较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期的次榆、安邑等地已经成为当时有名的商阜集市。秦汉时期的晋阳、平遥、汾阳、平陆等地已经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唐朝建立后曾经封晋阳为“北京”唐朝诗人韩愈形容当时的晋阳是“朗朗闻鼓街，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山西商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一定的组织和实际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同时成为中国商业界的中坚力量。大宋王朝征战所需马匹需要北方的苛岚马而北方需要大宋都城杭州、临安的丝绸、茶叶等，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宋朝出杭绢2000匹到山西苛岚县换取马匹（以物易物），后期又出绢30000匹到山西北路各县换取马匹。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加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从晋阳到平阳这一带的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并且由此获得巨额财富。”

明末清初山西商人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贸易城市有33个，其中晋阳、平阳、蒲州位列前茅，这时山西商人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初具规模。晋阳、平阳、泽州的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两银子不能称富。

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经在东北山海关地区外开展商业贸易活动。清军入关后蒙古草原也归入清朝统治范围，归化城的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康熙年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从此以后东北松辽平原、内外蒙古草原地区就成为山西商人贸易活动的新兴市场。

在对蒙贸易的出口——杀虎口，山西商人经常在大青山、西营镇一带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并且得到清政府的特殊关照，由于山西商人为清军办理粮草供应，清政府则把“盐”这种特殊性质的、属于国家专买的商品经营权交给了晋商。晋商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利润）。这些商行里会说俄语、蒙语的被称之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位于西亚科伦多由祁县史大进开设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8000人之多。当时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资金如果用50两一锭银子从库伦到北京能铺满一路，可想而知当时山西商人的资本有多么雄厚！

山西商人不仅大力开展内贸，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逐步进入俄国以及欧洲市场。山西商人从陆路开辟了对俄贸易，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多个大城市都有山西商人开设的商业字号。在朝鲜、日本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业务特别繁荣。榆次常家出口的夏布与朝鲜换回的人参，被人们传为“人参财主”，介休的范家完全垄断了日本的铜进口市场与百货的出口市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展200余年商业世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平遥雷家、介休侯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商人又是高利贷经营者，也是家财万贯的财主、资本家，手里拥有雄厚的资本。

作者：王恭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