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一天，大宋开封府法官孙定接手了一桩领导交办的案子。两个领导，一小一大，小的是开封府尹，大的是太尉高俅。大领导交给小领导，小领导再交给孙法官。

按理，既是两个领导交办且大领导还有明确批示，孙法官只管照办就行——我敢打赌，换了你，也不想自找没趣，会逆了领导旨意行事。

可孙法官像和潜规则有仇，硬要找顶头上司开封府尹理论。

其实，府尹也知道这是一桩冤案，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自己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混到这级别，以后还指望进步呢，岂可得罪高太尉？

府尹说，高太尉要用“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罪名判林冲死刑，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只能按领导意思办嘛。林冲作了冤鬼，自找高俅，关我鸟事？

——是啊，只要不影响自己官帽，冤死一千个一万个林冲，关我鸟事？如同明朝末年一位高官说的那样：这年头重要的是自己的官爵，别人的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

孙法官听了冷笑：我看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话说得难听，府尹很不高兴。

孙法官继续冷笑：要不，为什么只要有人小小地冒犯了高家，就会扭送到开封府来，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正是孙法官的正直敢言，也多亏开封府尹还未完全丧尽天良，《水浒传》里最英雄也最悲情的人物才幸免作了合法处死的冤魂。

2、

《水浒传》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年间，此时距大宋的灭亡已经近在眉睫了。那个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末世。

关于末世，我以为有两个人说得好。

一是吴敬梓，他在《儒林外史》中说晚明，“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一是龚自珍，他的悲愤与悲痛更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中，真正意识到身处末世的并不多，鲁智深算一个。他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

在鲁智深眼中，大宋的现实就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不过，他还是替皇帝留了点面子，皇帝圣明，只不过受了奸臣蒙蔽嘛。就好比男人本来都是柳下惠，只不过受了坏女人的诱惑，才变得像我的朋友蒋雪峰那么好色的。

可事实真的如此么？

宋徽宗时期的大宋，早已日薄西山，外则辽金虎视，内则奸臣当道，可叹道君皇帝还自认太平天子，沉溺书画金石，热衷园林古玩。

这些暂且略过不表，单说一点。那就是步入末世的大宋，仅其司法黑暗就到了让人窒息绝望的地步。

司法有多黑暗，世道就有多险恶。

因为司法的黑暗，它对应的是官场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人心的趋恶和社会的动荡。

不信，且容洒家慢慢道来。

3、

首先，司法沦为官员作恶的工具。

高俅陷害林冲是最显著的例子。仅仅因为儿子喜欢下属老婆，身为国之重臣的高俅竟不惜设套暗害林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一点，请参看我之前写的《绝望年代：体制让人绝望，江湖也让人绝望》。

108将中，柴进属特殊人物，因祖宗禅让之功，他是拥有铁券丹书的世袭贵族。他出场前，作者就借店主之口道出了他的牛逼劲儿，“无人敢欺负他，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

但是，柴大官人高估了铁券丹书的力量，他这个世袭贵族明显干不过人家新兴贵族。

当高俅的堂弟、高唐州知府高廉的舅子（这关系已转得很远了，却还因生殖器的关系而与权力发生了关系）看上了他叔父柴皇城的花园时，柴进自认铁券丹书在手，”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然而，高廉却根本不给他到京师的机会，把他“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倘不是梁山出兵打下高唐州，柴进必然冤死黑牢。

与之相比，粗人李逵反而看清了世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是时的大宋，当然颁布有若干看上去很正义很正点也很正经的条例，可惜，在官员心中，早就一纸空文。

换句话说，大宋的司法，只能是强权者用来斩杀弱势者的利剑，绝不是弱势者用来躲避不法侵犯的挡箭牌。

无论高俅害林冲还是高廉害柴进，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法律外衣下的伎俩，他们也知道大家知道他们的伎俩，但他们仍然干得就像大家完全不知道一样，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明目张胆的满不在乎：

陷害你，与你何干？

4、

其次，司法异化成司法人员捞钱的路子。

《水浒传》一再写到大宋朝的司法人员，尤其是监狱方面的。比如牢城的管营、节级和差拔。

如果说高俅之流害人，有时还要找个理由或是设个局的话，那么，这些小官小吏已经撕下了一切伪装或者说不屑于任何伪装。司法权，不过是赤裸裸的捞钱路子。

林冲到了沧州牢城，其他犯人都来提醒，“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得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果然，差拨一会儿就来了。林冲还没来得及把银子掏出来，那厮便迫不及待地破口大骂，“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身碎骨。”

及至林冲银子呈上，差拨变脸比夏日里变天还快，“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

差拨走了，可怜的林冲叹了口气，自语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

按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的规矩，凡是流放犯人，都要打一百杀威棒。但钱既然可以通神，开国皇帝的规矩也就不妨让一让。林冲那一百杀威棒，找了个路上生病的理由求免，从监狱一把手到手下办事人员，尽是拿了林冲银子的，自然一齐说情。杀威棒不打了，派去看守天王堂，早晚只烧香扫地。

如果说沧州牢城的管营等一干人不过浊世俗吏，吃相如此难看也不足为奇的话，那么，纵使后来成为梁山重要人物的戴宗，他在管理江州牢城时，和他的沧州同行也并无鸟区别。

是时，宋江发配江州，没按惯例送钱与戴宗，戴宗找上门来，骂道：“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因有吴用书信，自不用怕，还故意戏耍戴宗。戴宗却不知情，盛怒之下要打宋江。

宋江反问，你要打我，我有何罪？

戴宗的回答牛逼得经典：”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

戴宗们眼里，流放而来的犯人，不过是手中可以变现的行货。倘不能如其所愿，那纵然只轻轻咳嗽一声，也是天大罪过。

这种前提下，有钱自然法外施仁，像林冲那样由他自在；若是无钱行贿，杀威棒不仅难免，即或侥幸不死，也是“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

大宋朝这些官吏们的本质，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总结得最到位：“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

5、

第三，法律不过是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随心所欲为已所用便是。

显然，在大宋，法律与公平公正无关——除非偶有一两个像孙孔目和叶孔目那样的浊世之清流——绝大多数官吏驾轻就熟，玩弄法律于股掌。

宋江因黄金之争，杀死了小三阎婆惜。负责此案的郓城知县，平时和宋江关系最好，便“有心要出脱他“。

如何出脱他呢？宋江杀人后，阎母出外喊人时，被和她素来有隙的唐牛儿拉住，宋江得以脱身。唐牛儿本不知情，与宋江杀惜毫无关系。

但是，知县要为宋江开脱，就得另找一个顶罪的。这个顶罪的，唐牛儿简直是天赐之物，于是，”只把唐牛儿再三推问。“唐牛儿不认，自有大刑伺候。

幸好，唐牛儿身强体壮，没有屈打成招。

但是，”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

如果不是阎婆惜的相好张文远要捉拿宋江为女友报仇，唐牛儿总有挺不住刑讯逼供的那一天，诚如是，一起标准的冤案将新鲜问世。

前面说过，流放犯人到了牢城，先打一百杀威棒。林冲有钱，宋江有钱又有人，自然都没打。

武松到了沧州，既没钱也没人，还要充好汉，眼见得就要打死在棒下。天可怜见，站在管营背后的施恩看中了他，想借他重夺快活林。

于是，管营主动替武松找台阶，暗示他自称有病，武松却像个二百五，坚称没病。管营又说他脸色不好，杀威棒暂时不打了。武松不知好歹，偏要当场就打。管营只好笑道，“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不曾出汗，故出狂言。不要听他，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

试想，若不是施恩，便有十个武松也打杀在棒下了。

大宋司法的弹性、荒谬与可笑，也可略见一斑矣。

6、

第四，各色人等早就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法律早就没了公信力和威慑力。

这方面，下级军官花荣算内伙子，他看得比较深，他的看法是：朝廷法度，无所不坏。

山大王王英的看法则是：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

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在大宋朝，官员视法律为害人工具，为捞钱路子，为变形金刚，这样，老百姓也就视法律为狗屁。

于是，我们看到，石碣村打渔的阮氏三兄弟，听说要去抢劫生辰纲，明知这是违犯的事，却比捡了金元宝还欢喜；

于是，王婆只为了一副棺材板钱，竟教唆良家妇女去偷汉子，更定计毒死了绿得像西瓜的武大郎；

于是，孙二娘和张青夫妇长年在十字坡开人肉店，用药把客人麻翻了，“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

于是，只为了赚朱仝上梁山，吴用竟指使李逵一斧头把四岁的小衙内“头劈作两半个”。

于是，水泊梁山终于聚起108条好汉，兴风作浪，冲州撞府……

7、

末世的大宋，司法黑暗只是整体溃烂的表征之一。

当司法黑暗至极，强权者固然可以“合法”伤害比他弱势的人，但弱势的人，也不会再对法律抱有敬畏之心，而是有可能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啸聚山林，从此成为国家之心腹大患。

到了这地步，大宋朝就堕落成一个没有胜者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

暗社会里，既看不见星光，也看不见道路，所有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冲乱撞。

诚如是，生亦何欢？死亦何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