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关于《金枝》及其影响的“魔杖”与“阴影”之类迥异的批判一直如影随形，毁誉参半，难成定论。然而，无论是历经“革命”“遗忘”还是“冷冻”，《金枝》似乎就像弗雷泽在其中所描写的季节神那样，不会一直被湮没或潜入地下而失去生命力，总能重新露出勃勃生机，也许这正是《金枝》作为经典能够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如果真如利奇所说，《金枝》只是“镀金的小树枝”，或者是如阿克曼所言，《金枝》在1911年之后“越来越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那么，及至今日《金枝》应该早就已经被完全湮没，或者已经被完全抛弃。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绽放着金色的光芒，虽然光芒或许已经不再那么耀眼，却因经过时间的沉淀多了一份氤氲之感。也许玛丽·贝尔德所言不虚，“其重要性不再是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因此，“魔杖”也好，“阴影”也罢，我们需要对西方学界有关《金枝》及其影响批评的主要问题域和限度进行反思，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认识。

一、“魔杖”和“阴影”

从总体上看，《金枝》在西方的影响具有多领域性和多学科性，其影响和价值在人类学自身之外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肯定，但在人类学领域，《金枝》的境遇较为复杂，这种境遇变化主要与人类学语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其影响范围和领域而言，如同本书或详或略所呈现的，《金枝》在古典学、宗教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看作是其代表人类学对其他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较早的贡献。毫无疑问，泰勒是人类学的鼻祖和泰斗，但其《原始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人类学领域，其在自身领域之外的影响并不十分直接，或者说，得以凸显的时间较晚；而博厄斯的人类学学统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主要则是后来通过其弟子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等人来实现的。因此，正如本书导论所言，就人类学成就向其他学科领域“入侵”和渗透的时间、范围、深度、历史等维度而言，弗雷泽的《金枝》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正如本书所呈现的那样，《金枝》在古典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影响，基本得到了客观的承认和评价，特别是在文学实践和批评方面。

然而，在受其影响既深且远的人类学界，关于《金枝》批判的情况十分微妙复杂。作为弗雷泽一生最为重要的人类学著作，《金枝》的命运首先当然与其作者的地位变化相关，而弗雷泽的地位变化则与人类学范式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人类学界对《金枝》的认识和批判主要与人类学自身语境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前，进化论仍是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基石，作为一位进化论者——尽管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位绝对乐观的进化论者，弗雷泽并没有因为其进化论主张而受到太多质疑。同样，由于人类学的书斋研究方式仍是主要的研究途径，人类学家亲往田野进行实地观察以获取研究资料的田野方法还没有成为主流，弗雷泽百科全书式的书斋研究既代表了一种传统，也象征着一种权威，其地位如同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是人类学领域“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仰慕不已的领导者”。至于其比较方法，由于相对于后来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而言，古典人类学出于研究人类普遍性和整体性情境的宏大抱负，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一般文化，或者说是总体文化研究，其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将各种文化纳入自己的视域之内，因此，弗雷泽在其宏大自信的比较图式中试图解释人类社会进程差异性的努力，其驾驭材料的能力足以令当时任何一位人类学家叹服。《金枝》《图腾制与族外婚》《〈旧约〉中的民俗》等都是将这种比较方法应用到了极致的作品，弗雷泽因此获得了当时人类学界中流砥柱的地位。因此，在20年代以前，无论于普通公众而言，还是就其在人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来说，《金枝》的确堪称人类学的“魔杖”。

I.C.贾维将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开拓的人类学田野范式称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场“革命”，而且颇具“弑父”意味，正如本书对西方人类学此间的系列变化以及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与弗雷泽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所做的分析那样，无论这场“革命”是否具有“弑父”性质，弗雷泽为后来者所超越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之势。弗雷泽在1922年之后，虽然仍能获得人类学界的尊重和维持着一种被尊崇的地位，但从实际情形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学的摆设，特别是在30年代之后。尽管仍受到公众的热情追捧，但在人类学界，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地位的确立和稳固，《金枝》已经开始逐渐褪去其金色的光芒，并随着弗雷泽的离世而被“冷冻”和“遗忘”。此间，人类学领域任何试图正面评价弗雷泽及其《金枝》的努力都会招来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镀金的小树枝”也许仅代表了利奇本人极端的说法，但至少如斯特拉斯恩所言，她那一代人“完全是在弗雷泽根本不具可读性的教育中成长的”。因此，对于此时的主流人类学界来说，如果真要承认《金枝》之影响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阴影”，甚至也可以包括其在人类学自身之外的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从先前关于“人的科学” 研究逐渐转向为“文化阐释学”。也就是说，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人所创的现代主义人类学关注的主要是人类学家“在现场”的田野活动的话，他们基于田野的民族志即意味着一种权威，那么，解释人类学兴起后，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人类学家从田野回来以后如何写作即如何解释其田野所见的问题，民族志的写作因此成为人类学文化阐释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开始对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科学民族志进行反思，马林诺夫斯基之前被遮蔽的人类学作品受到了重新检视，弗雷泽的《金枝》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读现象更多的是一种重新审视，绝对不是一种回归。正如瑞克·皮克斯顿所言，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弗雷泽之间的“亲和”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意欲回归弗雷泽，毕竟，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时期的观念要远比弗雷泽时代复杂得多。的确，如今的人类学观念已远非弗雷泽时代可比，无论如何，它已经不可能回归于过去。但至少对于《金枝》这样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的经典大作，人类学可以并且应该怀旧——不是出于多愁善感的缅怀，而是一种认真的重读和检视，发现它之于自身学科的意义和启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过去的重读，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学曾经之偏激做法某种程度上的反拨和修正。

二、“魔杖”耶？“阴影”乎？

西方学界，尤其是人类学界，某些关于《金枝》及其影响的批评有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逻辑思维之窠臼的嫌疑。毫无疑问，《金枝》的影响广泛而复杂，有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在人类学领域之外的批判相对来说较为理性。典型的如在神话-仪式理论问题上，弗雷泽的贡献毫无疑问在于其披荆斩棘的拓荒式研究，即使是剑桥仪式主义者中，对弗雷泽的理论也不乏有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后来的詹姆斯、伊利亚德等人虽然仍以弗雷泽的神话仪式说为理论基底，但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完全超越了弗雷泽，他们在超越和批判《金枝》的同时，也保留了对这部人类学大作的基本尊崇。这种在批判的同时也承认对其有所继承的情境在其他学科领域并不鲜见。再如，弗雷泽《金枝》中的巫术理论、图腾理论以及宗教起源和性质论等，对西方宗教学产生了一定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复杂影响，宗教学领域虽不乏对弗雷泽之理论学说的批评，其中有些批评颇为中肯，同时并不忌讳肯定弗雷泽的贡献，或者承认他们对《金枝》的借鉴与吸纳，如埃里克·J.夏普和包尔丹等。

然而，在人类学界，弗雷泽生前几乎被捧上了神龛，即使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声名鹊起之后，弗雷泽仍能受到圈内的尊重，也许仅仅只是一种表象，但至少也是其声名隆盛的明证，特别是在其生前最后几年。弗雷泽死后，他本人及其作品，似乎突然成了西方人类学界的一个禁忌。仅从斯托金的“弗雷泽之后的那一代人类学家耻于承认是弗雷泽向普通大众和知识阶层阐明了人类学要义”这一见解中，足可见出弗雷泽一度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和境遇如何。以至于盖斯特要试图通过对《金枝》进行“修剪”，以期使它能够符合“时代”的需要，这种“修剪”是否合适姑且不论，折射的却是《金枝》拥趸者的无奈与尴尬。即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斯特拉斯恩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家对人类学反思思潮中出现的重读弗雷泽现象仍表现出的警惕，甚至对弗雷泽“幽灵”般影响的不满，足见弗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中的境遇之复杂和微妙。

从一定层面来看，西方人类学界关于《金枝》的某些批评有陷入二元对立逻辑思维怪圈的嫌疑。自其成为一门科学以来，人类学的旨归、观念、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不可能要求一种理论或一部作品永远保持效用，也不可能在它变得可能“不合时宜”时完全否定它、弃掷它。以利奇和贾维之间的争论为例：利奇由于弗雷泽的人类学方法过时、材料处理方式欠妥，甚至是在他看来弗雷泽的贡献和声誉之间的不相称，而几乎完全否定了《金枝》的价值，讥讽其为“镀金的小树枝”，这种评价当然过于苛刻和极端；贾维将弗雷泽在人类学历史上地位的衰落归结为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弑父“革命”，即使是考虑到二人之间微妙的私人关系的话，贾维的说法也多少有些极端。应该说，在科学研究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永远有效，也很少有哪位科学家或思想家绝对不会受到质疑或者被替代，何况《金枝》本身也的确不无缺陷，受到冷遇、质疑、批评甚至在一个时期内的被忽略也是极为正常之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金枝》这样的人类学经典之作，应该避免将其放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中进行考量。也许贾维对弗雷泽的维护是出于其被长期“冷冻”以及对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矫枉过正之后果的强烈不满，而利奇对贾维的激烈回应和对《金枝》不遗余力的诋毁和嘲讽实际上也不乏门户之见的嫌疑。而从一定层面上来看，贾维和利奇等人均陷入了二元对立的逻辑怪圈中。

如果对西方人类学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行审视的话，不难发现，西方人类学具有令人惊讶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传统，甚或可以说具有一种“弑父”传统。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真的是以一场“弑父”革命将弗雷泽拉下了神龛并取而代之的话，解释人类学的兴起可以说已经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统产生了一种威胁，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则以咄咄逼人之势对马林诺夫斯基进行公开质疑和检讨，其情形正如斯特拉斯恩所说——如果马林诺夫斯基真是以一场革命取代了弗雷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做的正是类似于六十年前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为。然而，就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方兴未艾之际，已经有人向其发难，追问“写文化”之后人类学何去何从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人类学学会期刊甚至连篇累牍就人类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展开讨论，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属罕见。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部分程度上也是其开放性及较强“入侵”“渗透”力得以产生的基石。然而，自我省思中如何避免陷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泥沼应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或许正是出于对二元对立逻辑怪圈的无奈，布恩才发出“人类学写作必须要在弗雷泽式或马林诺夫斯基式之间做出选择么？难道它不可以是一个多元的复数体系么？”套用布恩的感慨，我们完全可以追问：对于《金枝》这部不无缺陷但却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既深且远之复杂影响的人类学大作，难道我们一定要将其放入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怪圈中进行考量，做出或“魔杖”或“阴影”的判断吗？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由于它的并不完美而可以对其深刻影响视而不见么？或者如同弗雷泽之后的那一代人类学家一样，羞耻于承认弗雷泽对人类学所做的贡献么？如果我们采用弗莱“向后站”的理论来对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进行审视的话，一切便豁然开朗：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金枝》的人类学历史（不仅限于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金枝》的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多少会有些许缺憾。如果以此为前提来观照《金枝》的影响和地位的话，或许可以避免非此即彼的选择惯性，辩证地审视《金枝》本身及其影响问题。

三、多元化趋势

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关于《金枝》的批判可谓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它曾被誉为“魔杖”而奉上神龛受到膜拜，熠熠生辉，也曾被视为“阴影”而遭受“冷冻”和遗忘，黯然失色。类似“枝繁叶茂的大树枝”“镀金的小树枝”“知识百科全书的象征”“魔杖”“阴影”“幽灵”这样迥异的评价体现的不仅是其影响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学界态度的分歧和矛盾，既有“魔杖”和“阴影”的兼蓄，也有“魔杖”抑或“阴影”的对立与选择。然而，历经沉浮，我们欣喜地看到，从研究内容和历时性的发展路径及趋势来看，西方学界近年有关《金枝》及其影响的批判逐渐呈现出一种理性化、多元化、多视角化的趋势。

首先是近年《金枝》批判发展的理性化趋势，这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反映。如阿克曼的弗雷泽传记，虽然可能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由于阿克曼本人不是人类学家，没有真正意识到弗雷泽对人类学的深远影响，但至少，阿克曼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曾经不为人所了解甚至是被误解的弗雷泽形象；阿克曼所编选的《弗雷泽通信选》（2005），为学界客观认识和辩证研究弗雷泽及其作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乔治·斯托金的《泰勒之后》（1996），将弗雷泽置于英国人类学阶段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与此同时，近年的西方《金枝》批判，相对来说，不再拘囿于早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泥沼中，而是出现了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多元化趋势。如罗伯特·西格尔，将《金枝》中的神话仪式说置于这一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批评弗雷泽在神话仪式问题上的摇摆态度，但也肯定弗雷泽对神话-仪式理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玛丽·贝尔德指出《金枝》的缺陷和漏洞，但却提醒人们重视弗雷泽人类学研究中宏大的比较图式与大英帝国殖民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研究；等等。

此外，近年来，西方学界的《金枝》及其影响研究也呈现出多视角化的趋势。达蒙·弗兰克（2007）分析了弗雷泽及其《金枝》对哈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安东尼·奥萨-理查逊（Anthony Ossa-Richardson, 2008）从维吉尔的《埃涅阿德纪》开始，对“金枝”两千多年来在西方文献典籍中的各种阐释和寓意进行了追溯，指出弗雷泽在“金枝”这一意象使用上的机巧和成功之处，并且使“金枝”的寓意达到了顶峰；萨拜因·麦克考麦克（Sabine MacCormack, 2010）则通过对弗雷泽所阐释的波萨尼阿斯的《希腊纪行》的分析，肯定弗雷泽的古典学成就；拉尼·维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 2011）讨论了弗雷泽《金枝》中灵魂观念之于人类学意义；辛西娅·埃勒（Cynthia Eller，2012）阐释了《金枝》之于亚瑟·伊文思米诺宗教构建的影响；等等。

的确，诚如道格拉斯所言，“时代在变，我们的耳朵也应有所改变”，弗雷泽的作品是“有瑕疵的珍宝，或者是美玉，或者是绊脚石”。美玉也好，绊脚石也罢，《金枝》都是西方人类学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也早已成为西方人类学组织和结构中的一部分；“魔杖”也好，“阴影”也罢，唯有正视，方是良策。

就在西方人类学界对弗雷泽最讳莫如深、《金枝》几乎被完全 “遗忘”和“冷冻”的岁月，当时英国主流人类学家迈耶·福特斯曾如此断言——“任何一位严肃的人类学家迟早都会回向令人敬佩的弗雷泽的材料汇集”，福特斯所说的“回向”无疑是意指人类学家迟早会从弗雷泽的作品中得到启示。福特斯的这一断言出现于《金枝》在西方学界最受冷遇的年代，除了表达他对弗雷泽的敬意之外，其中多少也应该包含了福特斯对《金枝》命运的唏嘘。实际上，就其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的影响来看，“魔杖”也好，“阴影”也罢，其或显或隐的影响一直都存在。即使在如今，学界依然需要不时地回向它，或审视，或反思，或汲取。

如同本书导论部分所言，就《金枝》跨领域、跨学科影响的时间、范围、深度、历史等维度而言，完全可以说《金枝》代表人类学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交叉、跨越和整合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本书的《金枝》本体研究和西方影响爬梳无疑也对此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呈现。弗雷泽在《金枝》中所开拓的诸多主题观念和研究领域如禁忌、图腾、替罪羊、神圣国王、神话仪式等，不仅成为后来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为宗教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所关注，为这些学科在20世纪特别是这一世纪上半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无论是就人类学的理论、视野甚至是方法向其他学科“入侵”和渗透而言，还是其他学科对人类学的反向吸纳和借鉴来说，《金枝》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枝》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学转向思潮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认识《金枝》这部人类学经典著作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金枝》本体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主旨在于对弗雷泽的思想与学术旨趣、人类学观念与方法、《金枝》本身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西方的影响问题，为本人今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同时也意在为国内学界呈现弗雷泽、《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境遇、研究、争论等问题的概况和流变脉络。因此，本书在相关问题的梳理上，虽在一定程度上以《金枝》对人类学和文学的影响为爬梳重点，但限于主旨，并未对《金枝》之于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意义着以笔墨，而且，文学人类学的历史需要结合中国相关学科对《金枝》的接受进行阐释和分析，而这，显然并非一本书可以全部囊括在内的。期望在本书的基础上，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学理等问题会在今后得到专门的阐释和研究。

本文摘自刘曼《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