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先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中国史学的开创与奠基时期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开创性建树，至今仍为日本中国史学界所广泛承袭，对日本甚至国外的中国史学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年生于今秋田县鹿角市十和田毛马内。因该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

在江户时代，该地虽远离江户、京都，但因该地是南部藩的重臣樱庭氏的领地，湖南的祖父、父亲都是世代仕于樱庭家的儒学者。

由于家庭熏陶，他自幼随父亲学习汉学，打下汉学根基，对他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并最后走上中国史学家的道路，关系甚大。

及长，入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1887年（二十二岁）去东京，在近二十年间先后从事各杂志的编辑工作，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颇有才名。

1890年，曾加入“政教社”。该社宗旨为反对当时明治政府推行的欧化主义路线，主张恢弘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以贡献于世界文化之林。这一思想结构，对于形成他后来学术活动的出发点，颇有影响。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湖南以在野的文人，日益关心中国问题。他利用多次访华机会，用心搜集中国历史资料，努力从事中国史的研究。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当时京都大学学长狩野亨吉邀他去京大任教。湖南欣赏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等在野的朴学之士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之风，他认为京大与己之爱好相合，遂欣然应聘。但以他非帝国大学出身，暂以讲师应聘，担任东洋史学讲座。1909年晋升为教授。

从此时起直至1926年退休时止，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经常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等课程，多次发表有关中国历史的演讲及论文。

1926年被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相当于院士），标志着在日本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1926年退休后，隐居于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恭仁山庄，郭沫若等中国文人曾去拜访。1934年因病逝世。

综合他一生在中国史学方面的贡献，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在1899—1910年间，曾六次来中国考察。他虽系受《大阪朝日新闻》、外务省等单位派遣，考察中国形势，但他却趁机得与中国文人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并潜心搜集中国资料，他喜获或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

在1907年任职于京都大学之后，仍数次来中国调查敦煌文书、《汉文旧档》、《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秘籍，并努力搜集甲骨文、金文、中国金石及古器物等，对日本中国史学的史料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罗振玉送别会，1919年。自右起分别为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

二、他对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各断代专题，例如上古史、清史、“满蒙史”等方面用力最深，不仅在京大讲学，还发表论文及演讲多次，颇有建树。

三、内藤在中国史学的最大建树，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

（一）他的基本理论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即是各时代文化的发展。而他之所谓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即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各时代依据这些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式，显示出其阶段性，从而成为划分时代的依据。

（二）他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自成体系，循序渐进、独立发展，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其历史展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史体系。

他反对欧美及部分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停滞论及各种贬低中国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曾成为东亚世界的主轴，强烈影响及于周围国家，首先是朝鲜及日本。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日本文化，完全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因而他有中日文化同一论的观点。

（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有其文化中心，而这一中心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移动。

例如，从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周围其他民族地区扩散。周围民族受此影响，文化上“自觉”后，再反过来向中原地区施加影响。

文化中心不仅可以在国内移动，还可能超出国界，向邻国（如朝鲜、日本）转移。文化中心不仅有地域上的转移，也可能在社会阶层中转移。例如，他认为，清代文化中心原在士大夫阶层，后来转移到下面的商人，将来也可能转移至工人、农民。

（四）在社会各阶层中，他又特别重视平民的地位。他在中国史分期中，特别提出“唐宋变革说”。

因为他认为，中国自宋代起进入近世，即进入君主独裁政治时期，而从此时起平民地位有所抬头，支持君主独裁政治，因而又逐步培育起民众力量。而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必然走上共和制的前途。

四、内藤在上述基本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的分期理论。

在此之前，虽有中国史学家使用上述名词进行分期，但只是偏重从时间观念上使用它，而内藤则按每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及时代特点来使用它，赋予时代的内容，以此建立起中国史的新体系，成为内藤对于中国史学领域的新贡献。

内藤对中国史分期法的主张，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时期：上古时期，由远古到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内容是继承上古发生的文化，完成了向四方扩展的过程。此时期还可更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并进行充实的时期。

后期，中国文化向边境各民族传播，并向东亚发展的时期（而实际上，此前、后二期往往是复杂交错着的）。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的工作宣告完结时，即为上古时期的终结，即至2世纪的汉末时期。

继之，是一个由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期（内藤称它为“中国史上的第一个过渡期”），即由后汉后半叶起，至西晋（316年）止。此时期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期。

第二时期：中世时期，由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9世纪初）止。这一时期是边境各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后觉醒起来，其势力反作用于中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的时期。

第二个过渡期：由唐末至五代，为外部势力在中国本部达于顶点的时期。

从内部社会体制来说，内藤认为，中世时期的一大特点是贵族政治（士族，门阀）的兴起，君主也只是贵族阶级的一员。

第三时期：近世时期。内藤认为，中国唐末与北宋之交是“中世”向“近世”变化的转折点，即他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唐宋之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根本的变化。

政治方面，由贵族政治的衰微过渡到君主独裁政治。君主具有超越统治阶级之上的地位。另一重要现象为随着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有一定的提高，平民获得一定的社会自由，通过胥吏阶级，参与一定的地方政事。此因素在中国内部的积累，到清末终于决定中国历史必然走向共和制的前途。

这一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国内外历史学界都获得广泛的认同，影响很大。

我个人粗浅体会，内藤的文化史观，特别是他著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和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思想，以及唐宋变革说，是他的中国史分期理论的两大支柱，影响巨大，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

我国的历史学界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比较注意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述和探讨的，但，恕我斗胆直言，从总体情况看，接受上面权威人士既成理论较多，自下而上独创的较少。

而这种情况，又与长期闭锁条件下，很少吸取国外史学界的理论成果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对于与我国历史、文化有特别密切关系的日本，也是如此。

譬如，对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的研究，缺乏系统的介绍，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些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一定的好转，但仍有许多空白领域需要我们努力填补。

这次，我们把内藤先生关于中国史的代表性著作编译出版，介绍给国内史学界的朋友，也是这种努力之一。

夏应元

2002年3月27日夜于东京寓所

本文选摘自：《中国史通论》（精装）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 / 钱婉约 译，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