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共同开创了连通中国与世界的丝绸之路。21世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与古代丝绸之路采用了相同的表达方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也具备了对社会产生空前影响的巨大能力。体现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上，便是可以通过其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进而发挥对社会的控制作用，并对国家安全（尤其是文化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具体战略，论述媒介的文化安全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当下的融媒语境里用好新媒介，用好大众传播，充分发挥媒介的文化安全作用。

对于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麦克卢汉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一观点认为，鉴于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活动乃至其他更广阔的社会活动，因此，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本身就会开创出新的可能性，并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化乃至变革——“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者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世界中引起一种新的尺度。”[1]

一、传播的历史与现实

2000多年前，张骞通过马车、步行等简单的交通方式出使西域的情境，人们只能从古籍里看到只言片语，昔日的残迹早已消散于大漠风烟。但汉人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汗血马，有了葡萄、石榴、核桃、苜蓿，有了琵琶、胡旋舞；而西域各族则掌握了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有了漆器、丝绸、瓷器等精美的生活用具。今天，这些文明依然在我们身边生机勃勃地延续。

600多年前，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海上丝绸之路开启。这支伟大的船队带着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的和平交流，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现在，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交通工具走出国境线，便可以实现张骞与郑和不可企及甚至不可想象的传播效果——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视角来反观当下，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实实在在地感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随着光纤通讯、卫星传播、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文化乃至一个民族与国家高度凝结的文明，已经可以通过媒介的技术变革而突破地域上的疆界，传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家发展需要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构想。同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2014年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委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仅仅一年后，美国天普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博士CORNELIUS.B.PRATT便跨越重洋，来到深处中国腹地的西北政法大学来评述中国的这一战略，而他演讲的题目就是“一带一路：中国在非洲的传播战略。”

张骞开拓陆上丝绸之路，凭借着马匹、骆驼、与人的脚力等原始的交通工具三使西域，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甚至作为俘虏被困匈奴十年之久，先后到达了今天的新疆、中亚、阿富汗、印度。

郑和连通海上丝绸之路，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军事舰队，“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其中作为旗舰的宝船仅船舵的舵杆就有11米长，其七下西洋，亦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

而今天，中国新时期“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只需要领导人的几次公开讲话，只需要政府的几份正式文件，不用通过张骞这样风餐露宿的使者，也无须一个封建王朝在鼎盛时期方可负担的舰队，便由电子媒介、互联网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且引发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带一路”愿景的发布，在2015-2016年国际关注的国家涉外热点事件排行中均位列第一。[2]

这便是媒介的力量。

二、新时期媒介安全功能的认识与发掘

事实上，时至今日，媒介的力量早已不仅仅是重塑了人们对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的认识。现代传媒俨然成为一个辐射力极强的文化装置，在其空前的传播速度和传媒范围作用下，观点、态度、思想乃至文化可以得到广泛传播，生活方式可以得到充分展现，价值观可以得到大力的宣传以使之在自己想要的任何一个领域得以树立。

而作为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在全球可以树立的霸权地位早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而是可以威胁到一个国家乃至民族主体性的文化霸权。

可以说，媒介让人们获得空前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不安。

早在20世纪，以拉斯韦尔、施拉姆等学者为代表的传播学先驱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媒介及其背后的大众传播可以监测社会环境这一核心功能。比如拉斯韦尔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便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三个方面。其中，环境监视是传播的首要功能。由于自认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对社会起着“瞭望哨”的作用。[3]

在媒介力量空前强大的今天，以新媒介为首的大众传播，已不仅仅是社会的“瞭望哨”——大众传播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成长中密不可分的“拟态环境”。按照“拟态环境”理论的观点，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对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的，在传统社会里，环境并不复杂，人们对环境的认知也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直接经验。而在现代社会，全球贸易、交通技术、国家传播等带来的“交往的革命”情境下，人们也必定要依赖大众传播来认知环境，而大众传播提示的环境并不能简单地重现或者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而是环境的再现，是一种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存在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拟态环境来源于现实环境，但不等同于现实。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并不能将现实环境进行“全景式”再现。[4]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常常无法区分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差别，而直接把拟态环境当做现实来采取行为反应，这种行为结果直接对客观现实产生影响。因此，对受众来说，拟态环境作为“第二经验环境”经常在认识范围、价值倾向等诸多方面有力地影响着现实环境。[5]

这种由大众传播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进而发挥对社会的控制作用，并对国家安全（尤其是文化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约瑟夫·奈就认为，当今世界思想的力量和新准则的传播更重于武器的力量，世界大国主要是通过“软力量”发挥作用，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而不是强制力，其目的是使别人或别国信服地统一或接受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秩序，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行为效果。这种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方式，使其遵守由拥有巨大“软力量”的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并且，这种“非暴力”的“软霸权”不仅越来越合法化，而且形式多样。其中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莫过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其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力量”中的“软环境”，正在对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6]

可以说，正是因为媒介可以在人和现实环境中楔入一个“拟态环境”，媒介便拥有了“伤害”现实社会（引发冲突和失序）以及对现实社会“有益”（维持秩序和社会整合）的力量与双重属性。

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媒介力量空前强大的今天，媒介及其背后的大众传播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已不能仅仅是社会的“瞭望哨”而已，还应当被拓展为一种新安全观下的“安全功能”——媒介应当让我们更安全，应当充分发挥媒介有益社会的属性，发挥媒介在国家层面、公共系统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安全作用，其中，文化安全便是国家层面的安全，应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其加以认识。

张骞出使西域，是出于维护国家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的目的——作为汉朝的使臣，联系大月氏国来共同打击匈奴，以“断匈右臂”；

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展示一个王朝空前繁荣与强盛，使之“永昭万世”，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依然体现着国家安全的战略意图。

与此前相同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仍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但不同的是，有别于以追求军事安全为最高原则的传统安全，“一带一路”在促进国际合作、交流与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文化安全挑战。如何在当下的融媒语境里用好新媒介，用好大众传播，充分发挥媒介的文化安全功能，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并且值得深挖的重要时代课题。

就战略目的而言，“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在内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地理范围涵盖亚、欧、非三大区。这一蓝图里既有美国、俄罗斯、日本这样在区内拥有广泛利益及重大影响的国家，也有众多国内阶级矛盾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

三、将媒介安全上升至应有的战略高度

把目光投射到西方，我们要面对的是把输出民主和干预别国内政当成一种天定责任的强权国家，能否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媒介安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媒体、官方和学者成功地宣传了“伊斯兰威胁论”，在世人心目中塑造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这一刻板印象；对中国来说，“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则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凭借其媒介霸权将中国“妖魔化”的努力“成果”。

而当把目光收回来一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有大部分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大地，整体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其中很多国家内部长期存在着复杂的族群、宗教和教派冲突，他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也往往酝酿着很多新的动荡因素，尤其是舆论生态异常复杂。在非洲国家看来，中国又是他们眼中的“大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保护国家文化与传播主权，推动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正确了解，化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树立中国的“大国”“强国”而非“霸权国”的形象，向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好“一带一路”政策传播，是构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软环境”的重要一环，也是我们消解各方的敌意，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7]

这就需要我们将媒介安全上升至战略高度，达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维护媒介安全，也是在维护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健康性，是在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与传播主权。

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心态，来尊重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差异，多元共存。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也正是在力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输出一个传承和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国际形象，而实现这样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先在跨文化传播上实现成功，推动建立宽容温和的文化传播秩序，才能树立起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相互欣赏、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的大国新形象。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新闻传播

应有的遵循与对策

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传播规律，运用恰当的传播语言，依托多元文化，避免不当的传播行为。在“一带一路”文化圈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应尽力规避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尽可能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宗教，民俗，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并不是追求价值观层面的统一，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交融为目的，去“宣传化”，真正回归到“传播”本质——平等地交流，真诚地对话。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向延展，扩大和深化对外合作、确立开放发展新方向的重大布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基于塑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区域合作构想。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与此同时，传播本身具有的“双向沟通、双向影响”的属性，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给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对接带来巨大的考验与挑战。在这一全面开放的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称职的、有责任、有水平的大众传媒，发挥媒介的安全作用，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成功落地保驾护航，为谋求一个更加安全的人类社会保驾护航。（作者孙江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婷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2]唐绪军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7-91.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3.

[4]沈颖.论拟态环境与把关人[J].新闻天地,2011:5.

[5]马亮.试析电子媒体时代的拟态环境[J]中国广播.2013:1.

[6]隋岩,吴泽涛.社会观察.2014:9.

[7]赵明昊.“一带一路”的政策传播:问题与应对[J]对外传播,2016:4.

本文来源：《中国记者》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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