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战国秦汉时期，包括今云贵高原和川西横断山区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众多被称为‘西南夷’的地方土著族群，夜郎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在孔学堂“考古系列”文化讲座现场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说，贵州先民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努力融入外界，使自身经济和文化得到较大发展，不仅创造出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的青铜文明，还建立起称雄“西南夷”的夜郎国。另外，夜郎国还是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贵州放眼世界、最早融入“一带一路”的历史预演。

如今，“夜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遗产，早已成为贵州民族记忆和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出土的车马

▼在中原带柄釜基础上，创造的龙首柄釜

在巴蜀式柳叶形铜剑基础上，创造的镂空牌形茎首铜剑

清镇、平坝一带汉墓中出土的玻璃、琥珀、玛瑙等饰品，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来

贵州出土的陶器基本组合（罐、瓶、豆）

考古成果

解读和复原夜郎文明

在滇东黔西地区，目前发现有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和曲靖八塔台等数处重要的夜郎时期文化遗存，成为解读和复原夜郎文明的基础材料。

赫章可乐套头葬、饰立虎铜釜、鎏金铜鍪、簧首形发钗、威宁中水铜戈、普安铜鼓山铜钺……讲座现场，张合荣展示了大量遗址出土文物以及考古现场图片。作为贵州考古的重要参与者、领队，张合荣说，这些罕见的出土文物，有着秦汉时期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赫章可乐夜郎文化遗存位于赫章县可乐乡，考古人员先后进行了10次发掘，其中2000年发掘的111座墓葬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出土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类文物2400多件，占全省同类文物的三分之二以上，被考古界称为“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

威宁中水类遗存位于威宁县中水镇。经数次发掘，清理出祭坑、墓葬、灰坑、房址等200余处，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近800件。

普安铜鼓山则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铸造铜器的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和冶铸青铜器的陶石范模500余件。

“这几个夜郎时期区域文化遗存之间，呈现出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文化面貌。”张合荣解释说，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都以兵器、装饰品为主，流行和中断时间都大体相似。但各文化遗存也显示出异于别处的区域性特点，如赫章可乐独有的“套头葬”及镂空牌形茎首剑；威宁中水的“多人二次合葬”、有刻画符号的陶瓶及牛头形带钩；普安铜鼓山的“风字形”符号的铜钺、一字格曲刃剑；曲靖盆地的“层层叠压形成大土堆的墓葬形式”及滇式的青铜器等，都有着显著的夜郎文化特色。

夜郎族群，魋结造像

兼收并蓄

造就了独特夜郎青铜文明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纳威赫，去不得。”可见地处乌蒙山脉的威宁、赫章等地区，地理环境相当恶劣。可夜郎先民们硬是在高山峡谷中，创造出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在张合荣看来，其基础是对周边文明“兼收并蓄”的广泛吸收。

夜郎先民广泛吸收来自氐羌、巴蜀、滇、百越、楚甚至中原等不同族群文明的文化因素，推陈出新，创造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青铜兵器、容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夜郎青铜文化区。

在青铜兵器方面，夜郎地区主要有戈、剑、矛、镞和钺等，分别接收来自巴蜀、滇和百越等的兵器特征并加以改造而成。出土的青铜容器还有釜、洗、鍪、碗等，其形制有些来自四川盆地、云南高原，有些基本同汉墓所出类似，是汉文化传入的反映。包括头饰、项饰、首饰和腰饰等青铜装饰器，同样集中了汉、滇、巴蜀等文化，创造出独具夜郎地方特色的精美文物。

汉风烈烈，汉武帝曾对夜郎等“西南夷”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民族融合大潮席卷夜郎大地。

“出土的青铜器还显示，夜郎族群被慢慢华夏化。”张合荣说，西汉中期出土的青铜器，虽出现了汉式器物，但地方特征器类仍占有相当比重。西汉晚期，随葬青铜器已经以汉式青铜容器、车马器、铜镜和钱币等为主，地方特征青铜器基本消失。而到了东汉，考古发现汉代砖室、石室和崖墓等已在贵州高原流行，出土的青铜器器类和器形均与华夏其他地区相同。

出土的玉石文物

“南夷道”

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在讲座现场，张合荣介绍，秦汉时期，有都城经济政治文化圈（以长安为中心）、益州政治经济文化圈（以成都为中心）和交州政治经济文化圈（以今越南河内为中心）处于中国西部且呈南北向分布，夜郎文化区正好处在中间位置，因而具有联通几大区的节点作用。

西汉开发西南夷时，曾派使团寻找联结南亚、西南的“蜀身毒道”，即古代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其中从巴蜀直达夜郎的“南夷道”，成为联系巴蜀与这条“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西汉官吏唐蒙被后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修通的“南夷道”也称夜郎道，是第一条直达贵州高原的“国道”，让夜郎不再是遥不可及之地，随后，先进的车马工具传入夜郎地区，将成都生产的丝绸、织锦、邛杖、枸酱等商品，经贵州到达广州、北海、河内后，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一带。同时海外商品也进入了云贵高原，可见在当时，“南夷道”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通道作用。

记者：刘辉 文/图

编辑：庭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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