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三国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奇怪和充满悖论的年代。在这个战争频繁、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的极度贫乏，一方面是人的精神空前高涨。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文学群体，他们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

首先说说建安七子。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董卓率兵入洛阳，废汉少帝刘辩立汉献帝刘协，年号初平。董卓自掌大权，后又挟持献帝至长安。公元196年七月，汉献帝回到洛阳。九月，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至许。此后，汉献帝改年号为建安，后经历25年（196——220），沿用至东汉亡。这期间，一直是曹魏集团把持朝政，因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说。

所以这建安七子便是在汉献帝在位，也是曹操把控朝政时期涌现的除了曹氏父子外的七位文人。他们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其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建安文学与建安七子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建安时期的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

而七子中，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当然，他们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而另一个群体“竹林七贤”则是魏国时期（240-249）七位名士的合成。分别是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就比如阮氏一家中，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而他的儿子阮籍和孙子阮咸（阮籍侄子）则是竹林七贤中的成员。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经历了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难。他们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会文化行为，有力地影响着两晋文风、世风和士风。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士阶层。他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他们，学术界一向多所留意，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如竹林七贤之称、竹林所在地、竹林之游的时间、七贤何以有竹林之游等等。今天就来谈论一下关于竹林七贤之称。

七贤之称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文选》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注引《魏氏春秋》亦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号“竹林七贤”。稍后于孙盛的袁宏有一部《名士传》，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于是又有了竹林名士之说。但是，袁宏所说的竹林名士仅有阮籍等六人，而不包括阮籍的侄子阮咸。因此可以说，竹林七贤之说自袁宏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魏氏春秋》记竹林七贤事仅“游于竹林”一语，太过简略。比较而言，《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记》和《世说新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就显得详细一些。《魏记》这样写道：“谯郡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世说新语任诞篇》亦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虽非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乾二净。根据《魏氏春秋》《魏记》和《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竹林七贤包括陈留阮籍、阮咸叔侄，河内山涛、向秀，祖居谯郡而寓居河内山阳的嵇康，琅邪王戎，沛国刘伶。这也是后世较为一致的看法。

但据史料记载，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另外两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是吕巽、吕安兄弟。吕氏兄弟是魏镇北将军吕昭之子。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安字仲悌，气慨不凡，不喜仕宦。二人与嵇康、山涛、向秀等有交往，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跃人物。吕安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与嵇康是好朋友，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想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晋书嵇康传》称：“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向秀与吕安也是好朋友，《晋书》本传说他“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的山涛，和吕安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晋书山涛传》载：（山涛）性好老庄，每隐身自诲。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着忘言之契。吕安不仅与嵇康、山涛、向秀是好朋友，而且待嵇、阮等人会合后，他还参与了竹林之游。既预竹林之游，则其和竹林七贤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有人认为竹林七贤中王戎最小，竹林之游时，王戎方及弱冠，与众人年齿悬殊，名列七贤之中，恐非得当。而吕安与嵇、阮等人情款，理应列名竹林贤士。此说与理可通，可惜史无此称，只好暂备一说。

吕安的兄长吕巽，原来与嵇康也是至交，正如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所云：“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后来，吕巽计淫弟媳，吕安欲告发，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嵇康与吕巽交恶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时间上推论，吕巽也有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不过，竹林七贤之说乃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故当时孙盛等仅举七人，如将吕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什么规矩、传统这些都不要了，人活着就是潇洒、快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代表作《广陵散》;阮籍是唯一可以和嵇康比肩媲美的;山涛是著名的西晋名仕，将离选职时，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阮咸是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王戎是历史上有名的“神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神童”长大后却变成了典型的吝啬鬼，变成了“算盘精”;刘伶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是“竹林七贤”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向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

竹林七贤，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乱世中遗世独立，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后人所称道。刘伶醉酒，以天地为房屋，以屋宇为衣裤；阮籍率真，歌穷途而哭；嵇康一曲广陵绝唱，至今仍令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