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十的周倜先生是个老北大,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先后在共青团中央做过小官,后转行编杂志,办报纸,当总编。周倜何止是文学功底深厚,他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练就了火眼金睛,练就了强項硬骨。不向邪恶低头,不给权贵弯膝,侠骨柔肠,赤子之心。
耄耋之年的周倜不知老之将至,与老伴驾车游历欧洲五国。在众多名胜古迹处留下了这个老顽童的身影
他常说,扪心自问,本人老实做人,诚恳待,“当官”也不行贿受贿,不违法乱纪。只是有一点独立思考,某些思想观点时有与“主旋律”有不尽相同之处,便遭遇不少坎坷磨难。
周倜此生历经当小官,办刊物,讲真话,做善事,花甲退休、游戏余生,古稀之时,微薄贡献,耄耋之年,与家人畅游天地间,竟不知老之将至,其乐融融矣。
一个凉爽的夏日雨后,记者在京郊东部,宜居的东方太阳城小区,采访了这位八十三岁的老先生。
周倜自幼勤奋好学,上中学时文科理科都比较好,可以说名列前茅,学习成绩不比保送留苏的优秀生差,同时在政治上比较早熟,追求进步,领导有意栽培这株好苗子,他14岁入团,17岁入党。在北京六中读高中时即被调到共青团西单区委工作。
1956年,周倜考入北大中文系,一进校门即被指定为中文系文学专业三班团支部书记。在北大,周倜先后担任《北大青年》月刊副主编(实际主持编务)、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实际负责学生会工作)、北大团委宣传部长、副书记。
当时周倜与中文系同班同学洪子诚合用一个笔名——子傥,连续在北京几家报纸的副刊发表励志短文,如在困难时期坚持革命理想,在批判“白专道路”后仍要敢于读书,等等。据说其中有几篇受到读者欢迎,引起团中央领导的重视。
1963年冬,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孙轶青到北大团委找周倜谈话,给予鼓励,并征求意见,是否愿意把他调到团中央即将组建的思想理论小组去从事研究与写作。1964年共青团“九大”以后,周倜作为一名29岁的新干部到团中央工作。
1966年,“文革”突起,北大系总支书记以上中层干部除了著名的大字报撰写者聂元梓以外,几乎都被打成“黑帮”,而周倜因调动到团中央工作,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后来有人告诉他,你小子要是留在北大,肯定要进“黑帮队”,住“牛棚”,挨批斗。当然,在团中央,周倜也没躲过去,但也只是被贴了数张大字报。
周倜的老爸是部队高级军医,外科、妇产科专家,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心中疑问越来越多,决定今后不表态少说话,很快周倜就变成了一个自己思考的“逍遥派”。
1969年,团中央全体下放河南潢川原劳改农场,名曰“五七干校”。周倜是个“能吃能睡能劳动”的三能干部,他还能尽量挤时间看书,思考国家大事,干校期间,他曾写万言书批驳红旗杂志发表的上海大批判写作小组全盘否定中外文学遗产的重点文章,说他们是形左实右的左倾机会主义,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列毛的教导。
此文在干校部分人中传阅,受到“尚未解放”的胡耀邦同志的赞扬,后来,周倜有十多次单独与耀邦同志深入交谈,其深谈范围涉及党史正误、国家兴亡、领袖功过等敏感话题。
“文革”后期,周倜从干校调回北京,参与筹备中国青年报复刊工作,担任青运部即机动记者部召集人,后来,他以年过四十为由要求调离团中央系统。
周倜自愿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他认为在那里他天天与画家打交道,编写“小人书”,这样可以远离政治斗争,可没有想到的是,揭发周倜“思想反动”、有十条反动言论的检举信也跟着来了,“材料”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已是1977年初,党员干部批判会上,让他老实交待“反动思想”。他痛痛快快地承认:我说过“彭德怀案应平反”“天安门事件是悼念周总理,不是什么反革命”……
他在批判会上说,党内生活应当有民主,允许思考,我没有公开散布,何罪之有呢?当时主持会议者全愣了。他们没想到此人并不狡辩,对外单位检举揭发的反动言论全部承认,只好宣布休会。
“批判会”后仅一年,天安门事件果然平反了,彭德怀案也翻案了,周倜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党委改选,许多党员想起这个去年还在挨批判不许涨工资的人,后来周倜以高票当选这个有数百职工的国家出版社的党委委员。
此时的周倜,又想转行了。在借调回团中央参与修改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文件期间,时任团中央第二书记的胡启立在台基厂上海饭馆请他吃饭,胡启立自己掏钱点了几个菜,他们边吃边谈。胡启立说,你虽然离开了团中央,还可以调回来么,周倜说:“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再说我这个人的性格不适合“从政”。
饭后,两人从正义路到台基厂边散步边聊天,再步行回到胡启立宿舍。周倜看见胡启立的宿舍内有成箱的面条与几个酱油瓶,方才知道,当年团中央书记的家常便饭是开水泡面加酱油,与今日“先呼后拥”公款宴请的领导干部作风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耄耋之年的周倜不知老之将至,与老伴驾车游历欧洲五国。在众多名胜古迹处留下了这个老顽童的身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日趋明朗,周倜调到了国务院侨办廖承志倡议创办的《华声报》工作,开始了报人的生涯。1986年初,周倜被任命为华声报社长兼总编辑。
在周倜的带领下,华声报同仁致力于改革创新,不断发表呼唤改革开放的报道文章,这张报纸大胆批评时弊与落后现象,逐渐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华声报初创时期是周报,后来增加篇幅改为“周二”加副刊,逐渐办成在80年代众多报刊中比较敢讲真话、比较生动活泼的报纸之一,时评言论不时被海内外媒体报刊转载转播评介。
1994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周倜亲自采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項南。写出了题为《扶贫会长谈“扶贫”——项南先生答本报记者问》的文章。当时只知道此文反响不错,许多报刊转载评论,近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項南转》里,有几千字评价此文,说该文“在海内外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国际间有一百多家媒体和20多家外文媒体作了转载或评论”,“仅两个多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收到成千上万的电话和信件,捐赠3亿多元……”。
1995年初,年满六十的周倜退休,他如释重负,用全部时间读古书、访名家、玩收藏了。古语说玩物未必丧志,但周倜的老师北大教授吴小如却说“玩物尚志”,周倜玩出学问来了。他为两家热门报刊撰写连载文章介绍“京城鬼市”潘家园与几位有成就的民间收藏家。一本厚厚的《古玩市场今昔考》结集出版,原国家文物局长孙轶青为此书作序,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主动写书评。
从1999年起,他三次赴美探亲,在美国旅居两年多,自己开车跑了几万里,到十几个州观光,考察城乡古玩市场,搜集近现代艺术陶瓷标本,同时为国内报刊撰写介绍美国风情与古玩市场的连载文章。
2003年回国后,他连续做了几件积德行善的事情,向自己的故乡山东安丘市博物馆无偿捐赠250件欧亚美20余国近现代艺术瓷。向山东荣成博物馆捐赠400多件明清青花瓷,知名人士王照华、孙轶青、耿宝昌等都观赏过他收藏的欧美“洋瓷”,并高兴地为出版捐赠陶瓷画册作序、题词、赋诗,称赞此举为“中国第一家中外艺术陶瓷对比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生前与周倜作过数十次推心置腹的交谈。項南去世后,周倜主编了《人民公仆项南》纪念文集。并从收藏的老窑瓷中挑选了19件器型较大的秦、汉、唐、宋、辽、金及明代典型器,无偿捐赠给福建连城项南纪念馆,为这家民办纪念馆增添一点文化内涵。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召开新“文物法”立法论证会时,破例给周倜发了邀请函,并允许他在这个争论激烈的会上作了一个超时间的发言,他说:从秦始皇到蒋介石还没听说制定过禁止百姓玩收藏、文物市场全由政府垄断的法律。后来,人大常委在修法时采纳了周倜与孙轶青等人的建议,在“新文物法”中增加了开放民间文物市场,允许公民收藏、交流文物商品的内容。此事对全国百万古玩个体户、千万民间收藏者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
退休后的周倜著作频出,如《周倜选集——边鼓与印痕》《闲逛美国——多元文化视角中的观察与思考》,《周倜选集之二——冬苗与老薑》,《韩国风情与国情》、彩色画册《明清青花瓷画》、《欧美艺术陶瓷》等等。原中组部老党员王照华、李锐,著名作家邵燕祥、原记协书记、《胡耀邦传》作者唐非,原记协常务书记王哲人等先后费神为周倜的新书写序,给予了热情鼓励。
谈论人生感悟,他说:我退休后有功夫了,通读了尚书、大学、中庸、春秋左传等经典,还读了圣经、尼采,西方哲学史等书,终于明白了真理、真相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从此就不再与极左或极右的观点争论了。
他说,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比较好,牢记做人要诚实,对人要善良,中学后知道了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很重要,无论是左是右,对违反常识、常理的事情都要打个问号。一生所经历的工作单位也比较好,大都能得到大多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
老友常说,在几次不正常的风浪中,周倜能以常人的思维摸索前进,大胆扑腾,居然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说明吉人天相,运气极好。因此,当周倜住在潮白河边,在“共青林场”的树林里安度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知足感恩。
记者感觉,眼前的这位长者谈笑风生,三个小时毫无倦意,哪里像耄耋之人,分明就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老顽童”。他打开电脑,轻轻敲击键盘,给记者展示前两年自驾车游欧洲的照片。只见周倜着旅游衫运动鞋,自豪的坐在驾驶椅上,背后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真是神气十足!他说2016年全家三代五口游历欧洲五国,主要是女婿赵岩开车,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当“备胎”。他们从北京飞马德里,在机场租车上路,从西班牙山区到地中海沿岸,从巴塞罗那到法国东南部,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德国,后飞伦敦,一路由外孙女乔乔导游,沿途参观众多古城和博物馆,顺便逛逛古董店,又收获了几件十八九世纪的欧洲瓷器,不亦乐乎!
看到我曾经的老领导身体健康,神清气爽,真是高兴。是呀,他心态极好,天生乐天派,遇事不急不恼,永葆当年的一股朝气,正气。从老北大到老报人,再到老顽童,周倜的每一个华丽转身都那么充满诗意,令人敬佩!我衷心祝福老领导周倜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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