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忌惮韩信，且不信任他，韩信的所作所为也不能让刘邦信任，所谓功高震主，由来如是。垓下之战，韩信领军与刘邦汇兵一处，此时韩信为齐王，虽然是刘邦所封，但刘邦没有晋位皇帝前，大家都是王，韩信有理由不服管——名不正言不顺。可是韩信是刘邦拜的大将军，手下都是刘邦的兵将，他这个王是被架空的，没有任何一点实际利益，所以韩信讨封齐王是名不副实，自取其祸。

（韩信）

韩信到了前线，五路汉军合并一处，共有五十万人马，汉王刘邦将指挥权交给了韩信。韩信用十面埋伏之计击败了项羽，翌日，刘邦径直来到韩信军营，再次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把韩信改封为楚王，都下邳。隔年，楚军旧部钟离昧往投韩信，被人告发。刘邦用计捉住韩信，贬为淮阴侯。从齐王，到楚王，再到淮阴侯，韩信应该早已明白功高震主，早应该如张良一样功成身退，刘邦和吕后还会再三挽留，如此，韩信还能显得高风亮节。然而韩信却嘲笑樊哙：“想不到此生竟然与此等人为伍！”怨愤之气，溢于言表。

此时汉朝天下，郡国并行，刘邦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各个都是独立王国，与刘邦的汉朝中央以宾客之礼共存，存在反叛的可能。由于此时中原大地已经尽数开发，以封土建国来扩展土地的紧迫性不强。周王朝的分封制，相当于初创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很多个子公司，各自开疆拓土。到了汉朝，市场都已经成熟了，总部就要收权。而子公司总经理位高权重，与总部必然存在抵牾，存在冲突也属必然。

周边蛮族在战国时期被打惨，秦国打义渠戎、赵国打娄烦、林胡，燕国打东胡，楚国都城被秦人占据的那一年还打下了云南，所以诸夏国家由齐桓公以来对蛮族的压倒性优势胜利，使得华夏国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没有把这些蛮族的骚扰放在眼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深感于匈奴占据的河南地对关中的威胁，还有当时流传甚广的“亡秦者胡”的谶语，因此在公元前215年带兵30万北击匈奴，攻占了河南地，迫使刚刚从李牧阵斩10万的惨败中恢复元气的匈奴人再次北徙。

此后的匈奴又多次被东胡、大月氏轮番攻击，国威沦丧，内部矛盾增大。在徐淮间的刘邦于公元前209年带兵起义的同时，匈奴的政坛上也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冒险，冒顿在混乱中弑父继位。

（冒顿单于）

中原离乱后，秦军长城兵团也在同年奉命内调，在河北地区转战2年，连续攻破武臣、项梁，包围巨鹿。在巨鹿之战中，被横空出世的项羽打的几乎全军覆没，主帅被俘，副帅一位战死，一位自杀，余部溃散。

冒顿单于趁机重新收复河南地，接收了大量秦军未及撤走的军事物资，实力上升了一个层次。此后，匈奴不断东征西讨，威压东胡，西迫大月氏，北收丁零，南复河南，匈奴人成为了漠北共主，北方草原第一次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匈奴人的的实力在十年内得到了惊人的增长——而这些，远在南方进行楚汉之争的刘邦并不清楚。

虽然中原经过大战，国穷民弱，不过却是兵精将勇，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开国之师都是百战余生，战斗技巧和战役指挥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有点像1945年时的苏军一样。刘邦本人大权在握，意气风发，睥睨天下。对于四方蛮夷的认识，由于春秋战国几百年来固有的优越心理，也没有将匈奴人当成一个重要的对手。

（刘邦统帅能力不弱）

刘邦出征前，韩信刚刚被刘邦从下邳给捉回了长安，并且削去了楚王的爵位，给了一个淮阴侯。刚刚把韩信彻底得罪了，再派他领兵出征，刘邦心再大也不至于这么用人。刘邦在讨封齐王事件中，对韩信失去信任，却又颇为忌惮他的军事能力。因此刘邦在垓下之战刚刚结束就趁乱夺走了韩信的兵权。如今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匈奴”再把兵权给韩信？

刘邦率领大军北征，御驾亲征，将士用命，前面两场仗都打赢了，被匈奴占去的土地也被收回了。刘邦此时轻敌冒进，使得率领的前锋脱离了主力部队进入了平城，发生了“白登之围”。

草原上的新兴帝国的冒顿单于此时是天赐良机，能够将刚刚恢复一统的中原汉天子击败，让中原重新陷入分裂的局势中。然而，多疑的性格，以及对汉军表现出来的战术素养，加上几百年来匈奴人的心理劣势地位，使得冒顿在最后时刻放走了刘邦。匈奴人最接近能够战胜汉朝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汉军终至巅峰）

刘邦回到朝中，重新确定了对匈奴的政策。匈奴人的势力强大，非短期内可以遽图，加上汉朝刚刚立国，国家根基不稳，汉朝对匈奴转入了守势。白登之围使得汉朝从秦朝的开拓进取的国策转变为“守内虚外”的保守国策，崇尚黄老之道。

这种国策下，不止韩信，其他多数将领，都没有沙场建功立业的机会。直到汉武帝时，才在多次努力之后，转变了这种思想，重新变为开拓进取，这已经是60多年后了，而韩信也早已作古60年了。

（十三勇士归玉门）

匈奴人肆意南侵的这60多年，让汉人对游牧民族的心理优势逐渐破灭。游牧民族也逐渐建立起自信，战争在此后的历史中经常发生。面对兵燹之灾，后人时常在想，如果当初带领着汉军虎狼之师的是韩信大将军，会不会重现李牧、蒙恬的辉煌战功，将游牧民族始终压服在农耕民族的利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