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式家具，虽遥承一脉，亦各具千秋。明式家具之魂，在乎造型之绝。其简约清雅，妙合庄禅，为文人制器之典范。与之相较，清式家具之精，则莫过装饰之美，其应目琳琅，富丽堂皇，是世俗审美之写照。究清式家具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为，亦关彼时工艺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诸般传统工艺，其中又以“百宝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

百宝嵌，为木器、漆器之装饰工艺，史传肇自明嘉靖人周翥（亦称周制、周柱、周治），故世称之“周制”。周翥系扬州人氏，依于严嵩而为之创制百宝嵌器物，其技艺之高，远胜他人。后值严嵩败落，家产器物尽数抄没充官，以是周翥之后，因乏缺实物，工艺繁杂，百宝嵌一度难见其传，水平难逾其前。如明万历年问高濂之《遵生八笺·卷十四》便载：“又如雕刻宝嵌紫檀等器，其费心思工本，亦为一代之绝。但可取玩一时，恐久则胶漆力脱。或匣有润煤伸缩，似不可传。宁取雕刻，传摩可久。况今之镶嵌，在在皆是也，与周初制，何天渊隔也，价亦低下。”

入清以后，前朝抄没器物得以流入民间，其间亦存百宝嵌家具，以其稀有精美，深为时人喜爱而价值不菲，如清初王士祯之《分甘余话·卷二·奇技淫巧》载：“康熙乙丑（1685年），余奉使南海，见六榕寺（在今广州市）一立佛像，皆以珠玉、珊瑚、玛瑙、琥珀、蜜蜡、车渠诸宝庄严之，已为希有。顷闻京师鬻一紫檀坐椅，制度精绝，亦以珠玉等诸宝为饰。一方伯之子欲以百二十金购之，……此真所谓奇技淫巧者也。”文中所载施有百宝嵌之紫檀座椅，可能便为明时所制而流入民间之器。

及至乾嘉之时，百宝嵌已臻成熟。巧匠大师辈出，而颇见史籍笔记，其载录最详，声名最盛者，当推清代文人钱泳之《履园丛话·丛话十二》，其载：“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车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倚、窗格、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生亦能之。”

由此可见，清朝中期之百宝嵌，镶嵌材料繁多，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于大件家具、小件文玩皆有施用，技艺水平得以拔高，匠师间有所家传，如道光年间卢葵生之百宝嵌技艺，便传自其祖父卢映之，并有出蓝之誉。一时之间，百宝嵌可谓达致历史巅峰。

此外，于皇宫内苑，百宝嵌更是多有所用。史载乾隆皇帝尤珍美玉，亦宠紫檀，为悦其心，其时宫廷造办处制得不少紫檀嵌玉家具。至于嘉庆皇帝，亦喜用百宝嵌而装饰器物，《履园丛话-丛话十二》亦载：“（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圆明园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根二百余扇，鸠工一千余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宝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制，其花样又有曰万寿长春，日九秋同庆，日福增贵子，日寿献兰孙，诸名色皆上（即嘉庆皇帝）所亲颁。”清宫百宝嵌深得帝皇之心，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