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做官是宋朝读书人比较单一的就业方向，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上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宋史》说他：“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给予了精准的评价。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在科考道路上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他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开头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领导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身份高贵，但他更懂得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切磋技艺，又在同僚中广为延誉，“到处逢人说项斯”，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名满天下。上至宫廷，下至闾巷，到处传诵梅尧臣的诗歌，甚至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都织有他的《春雪诗》，可见他的影响之广。

只是，他这个小官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有诗名，但在朝廷，却既无政声，又无能名，朝廷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的。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纷纷为其抱屈，嘉佑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甚至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

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副宰相石中立就曾打趣说，员外郎还不如皇宫里一个天天有肉吃的狮子，“园外狼（员外郎）不如园中狮”，可见其地位之低。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撒手人寰，阖然而逝了。追悼会上，人们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仍替他抱屈道：“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值。嘉佑年间，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世界上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注定官运不畅，仕途不通。

这说明，对于做官，梅尧臣有自知之明。事实也是如此，大凡诗文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便有其天生弱智的一面。因为真正的好诗文，都是个性、坦诚、率真的表达，而政治却讲究妥协、利益、折中，与写诗有其对立或不协调的一面。所以，文人治国，诗人从政，常常不是幼稚到可笑，便会狂妄到自大，幼稚处不讲科学，狂妄时没有理性，往往把国家引向歧途或灾难的深渊，像之前的南唐李煜，之后的宋徽宗赵佶，莫不如此。

梅尧臣在基层工作三十年，很少在意自己的官运，每天履行职责，按部就班，工作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即使座有贵宾他也不顾，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为了梅尧臣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梅尧臣的名头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那是日日夜夜、念兹在兹、心无旁鹜、专心致志的结果。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他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旷世绝代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通达，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