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赛阳

山川秀美的义乌，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了很多优秀的人物。义乌历来人才辈出，文献渊薮，人称“钟灵毓秀”。

义乌拥有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自古以来，义乌古籍频遭兵燹、水火等天灾人祸，。1956年2月，义乌图书馆收藏的2971册古籍移交给浙江图书馆。目前义乌图书馆收藏古籍49368册，数量超过金华各县市总和，为省内县市第一，(内有义亭石塔村吴源家收集到的古书近万册。1961年征集到圣寿寺大藏经一部，计290余册。善本书2360余册，地方文献2635册。)

一、书籍刻印主体及刻印条件

宋室南渡，江南成为思想、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所在。南宋学者在传承北宋理学的基础上，沉淀总结、推陈出新；儒家学者们创建并主持各类书院、精舍、私塾等民间性的学术教育机构，使理学思想走下庙堂，深入民间。由于临近都城杭州，义乌出版业兴盛，图书出版的工艺水平较高，出现了刻售兼营的书坊、书肆。

“苏溪蒋宅崇知斋” 由老板自己承担图书收藏、管理、研究、校勘的使命。许多书院藏书及士大夫家藏书皆达千卷，但出于保护的需要，其所藏图书大多封存于深阁一般不外借，没有修建大型藏书楼，故利用率很低。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刻书风气之盛、刻书数量之巨，均为前代所不及,金华作为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除官刻、坊刻外，私人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活动也十分活跃。江南文化繁荣，私家藏书崛起,为增益藏书，藏书家除竭力四方搜求外，还从事刻书活动。除刻印自辑、自著的图书外，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又将自藏的部分图书付梓刊刻，为古籍的保存和流通做出了较大贡献。

明代嘉靖年间，金华就有“刻书”（出版）“聚书”（批发）的分工。明清两代，义乌官方刻书，重视乡贤著作和地方文献。至清代，金华文风式微，鲜有大家，清戴璐《藤荫杂记》云：“金华府自顺治丙戌朱之锡馆选(点翰林)后，一百五十年无继者。”。

义乌是“人杰地灵”之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雕版印刷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

从北宋始义乌即以竹子作为造纸原料。义乌产水竹，《唐六典》记载“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状纸。”，正如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义乌苏溪，水源丰富，盛产水竹。清代诗人范干在《水竹洞天》一诗中写道：“苏溪溪上亭还好，水竹清幽胜倍加。安得携朋并载酒，烂题诗句发英华。”可见，婺州义乌具有丰富的造纸原料。况且义乌离徽州不远，徽墨、徽砚、徽笔、徽纸供应充足，拥有发展印刷业的良好物质基础。

书籍雕版所用的木材，以枣木或梨木为佳。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本县宋时，青枣、三花梨即已闻名外郡。”所以具有丰富的雕板材料。1937年，三花梨产量达到350吨，1949年的鲜枣产量达到755.6吨，并享誉全国。

义乌苏溪，又名大陈江，属钱塘江水系，江宽约60米，是义乌两大水系之一，它直穿苏溪蒋宅。唐代时，在苏溪桥头建有“溪上亭”。文献记载，唐代诗人戴叔伦在《过苏溪》诗中写道：“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风雨杏花寒。”可见，早在唐朝时，“苏溪亭”就是个文人雅士们畅叙幽情的胜地，苏溪也具有发展书籍印刷业的人文环境。义乌盛产纸张，多能工巧匠，且离徽州不远，徽墨、徽砚、徽笔、徽纸供应充足。义乌产枣木或梨木，适合书籍雕版所用。拥有发展印刷业的物质基础。所刻书被称婺本。宋代，雕版印书业十分昌盛，义乌官府刻书，私家、坊间也刻书成风，图书成为有专业印刷、运输、销售的商品。

早期书坊的书商为了速成易售，降低工本，书被印得狭行细字，纸墨粗糙，校勘不精，避讳不严，开本瘪曲的也不少。“苏溪蒋宅崇知斋”为加强编纂，严把质量关，校勘日精，出现了精刊本。为了推销书籍盈利，“苏溪蒋宅崇知斋”书坊在版面设计上，在诸如二节版、字栏、竹节栏、博古栏及插图形式、牌记广告等装帧艺术方面，有不少发明创造和改进。

(一)、坊刻本

坊肆刻书又称坊刻。指书商刻印的书。其刻书以售卖流通营利为目的。一般书场自己有写工、刻工、印工，刻书往往也称书林、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从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间刻书十分兴盛，入宋后，坊刻更为普遍。宋代的坊肆刻书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主要地区，坊肆刻书十分活跃。有些坊肆从事刻书卖书甚至几代人相继传承。据《书林清话》依各知见目录载：

金华的坊刻业肇始于唐代,鼎盛于南宋,在明清时期有长足的发展。经过历史沉淀,坊刻金华本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归旨,大胆革新,勇于探索的发展格局。在编排上，运用图文互重的模式,在刊刻上，运用套印技术,使坊刻金华本成为浙江刻书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朵奇葩。宋代婺州图书出版发行的品类多、式样齐、质量高。

品类多：是指经史子集各种品种都刻印。

式样齐：是指各种样式的书本都有，如能放入巾箱的小版本图书。

质量高： 是指刻印工艺水平高。

浦江的吴渭，南宋末曾任义乌县令，入元后不仕。他在元至元23年（1286）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诗题为《春日田园杂兴》，限作五、七言律诗。至翌年，共收应征诗2725首，特请方凤、谢翱、吴思齐一起评定甲、乙等级，共选诗280首，刻印为《月泉吟社》分送。

义乌人朱震亨，号丹溪翁。金、元“四大医家”之一。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医学著作，有《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素问纠略》、《局方发挥》、《格致余论》、《医学发明》、《活法机要》、《新论》等。这些医书，当是就地刻印，流传颇广。近代日本汉医学界组有“丹溪学社”，专攻其学。

元朝婺州人黄溍、柳贯、王袆等都是全国第一流的文人，官至学士、编修等职。黄、柳更与虞集、揭傒斯，号称“儒林四杰”，有不少著作在婺州刊行。《黄文献公集》23卷，黄溍撰。此集于元至正22年（1326），为胡惟言所刻。

现北京图书馆收存的经书、汉郑玄注《礼记》全集20卷，现存卷1至卷5，巾箱本，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 长方双栏版记。书中避讳“慎”字，也说明它刻于孝宗时期。

《礼记》书后镌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刻本”长方双栏版记，已成稀世之宝。郑玄《礼记注》是其著名的“三礼”注之一，博采众长，经传、史书、律令等皆有所引。傅增湘先生称崇知斋刻本“字瘦劲，小字精绝”。系儒家经典著作，70卷，也为崇知斋刻本。到了宋代，雕版印书业十分昌盛，宫廷乃至官府都刻书，私家、坊间也刻书成风，图书才成为有专业印刷、运输、销售的商品，书籍在宋代首次出现了文化产权的问题。所以，《礼记》，开始有了“牌记”、“版记”，用来标明出版者和刻坊的名字。这些不仅是保护版权的一种标识，而且是书籍刻印、校勘、装订质量和信誉的化身，这是古籍雕版书上最早出现的商标。

(二)、官刻本

为了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明朝的统治阶级很重视教育事业。明初期即设置国子学，定?都南京，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仍以京师国子监为南监。从此，明代即?有南、北两监。据《南雍志》记载，当时的国子监，;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模甚为?宏?大。并且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全国各府州县先后设立儒学，制定八股取士制度，积极推行?儒?家思想学说教育。《五经》、《四书》之外，兼学刘向《说苑》、律令、书、术、《御制大?诰》，以及宋代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朱熹的《四书集注》等已是御定的基本教材。经?过严格的管理、教育，学生可以读书做官，得到政府的优厚待遇。为巩固封建专制效力服务?。?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读书人日渐增多，为满足学习需要，无论政府、私家，都从事刻书、藏书。以印书卖书为业的坊肆更是遍布全国，推动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代的地方官刻，则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书籍。很多府县都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在明代的官刻本中值得注意的是藩?府刻书。明代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把王室子孙封到各地为王。他们之中有的人比较好学?，?喜欢校书、刻书，又因为藩府刻书多数以宫廷赏赐的宋元版本作为底本，所以质量较高。如?：永乐年间周藩定王，封于河南开封，刻有《普济方》医书。明清两代，义乌县官纂修县志时，都设“艺文”卷，选录先贤部分诗文。明代义乌知县熊人霖曾刻印《骆宾王文集》和《宗泽全集》。清代金华知府阮元，刻印了诗集《金华诗粹》，文集《金华文粹》。府衙专刻了《黄溍文集》、《黄晋卿集》、《黄文献公集》、《王忠文公集》及《金华文统》。金华知府黄彬，印成《金华诗录》60卷，收录义乌63人诗作354首。朱琰亭于序中说：“金华之诗，起于义乌，盛于浦江，振于兰溪，承于东阳。”后又在《金华文粹》的基础上，汇印了《金华丛书》正续编。

中国古代书院是社会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它具有讲学、藏书、着书、刻书、学术研究等多种职能，刻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书院刻书始于宋代。南宋时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刻书的发展。以后日渐成熟。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为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凭证。南宋时有滴珠书院、东岩书院、五云书院和龟山书院等等。师事朱熹的徐侨(1160～1237)，所著有《读易记》、《读史记咏》、《杂说》各一卷，《文集》10卷。

明清盛世，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抄录、收藏各地古今著作。义乌古人著作收于明代《永乐大典》的，有傅寅的《禹贡说断》，喻良能的《香山集》等宋元以前的诗文集。

《义乌人物志婺书》元朝义乌人朱廉著。朱廉，字伯清，从黄晋学古文。曾任钓台书院山长。洪武初，征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八年扈驾中都，进诗下章，太祖称善，为和六章赐之。已而授楚王经，迁楚府右长史。廉好程、朱之学，尝取《朱子语类》，摘其精义，名曰《理学纂言》。宋徐侨诗文多散佚，后裔搜集遗诗，辑《毅斋诗集别录》，清阮元收入《宛委别藏》，清陈圣圭撰有《八婺类考》。清知县王廷曾刻《宗忠简集》。

(三)、私刻本

亦称私刻、家刻、家塾刻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图书。由于校刻人比较注重书籍底本的选择和进行精细的校订，所以这种书的质量一般是很被推崇的。家塾刻本往往在刻书上印有某某家塾之印记。

南宋时，金华是全国最大的4个私人刻书地之一。私人刻书，不为赢利，主要是使自己或亲友、师长的诗文通过刻印（也包函了一种为他人刻的“义刻”），能流向社会，传诸后世。南宋以后的有钱人士，怕本府先辈著作散失，出资收集刊印。元代吴师道，采集金华府贤达有价值的言行，撰成《敬乡后录》。宋代义乌的何恪、陈炳、喻良能、喻良弼等都有多篇文章收录在内。明代较有价值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刻本如义乌金江撰写了《续敬乡录》、《华川文派录》和《义乌人物记》。明代刘元震，选编金华府属各县先贤文章而成《金华文选》。欧阳文忠公全集校本一百五十九卷 清吴源校，义乌人。乾隆11年刻本。凝香阁诗稿 倪仁吉，女，清浦江人。嘉庆20年刻本。骆宾王全集四卷 唐义乌骆宾王撰明颜文选注，清道光30年刻本。清光绪年间永康人胡凤丹，撰写成了《金华文萃书目提要》，又于杭州设退补斋书局，分经、史、子、集四部依次排印，光绪二十一年（1895）成《金华丛书》。丛书仿宋体字型，宣纸精印，线装精装，流传到清代的义乌古人著作也有收录。虚白山房集六卷 清朱凤毛，义乌人。光绪15年刻本，二册。义乌藏。

虚白山房骈体文二卷 清朱凤毛，义乌人。光绪15年刻本，一册。义乌藏。

虚白山房诗集四卷 清朱凤毛，义乌人。光绪15年刻本，一册。义乌藏。

一帘花影楼试律诗一卷附律赋一卷 清朱凤毛，义乌人。光绪15年刻本。义乌藏。昌黎先生诗集注 清义乌朱凤毛识，四册，

佩弦斋文存3卷 清朱一新撰。义乌藏光绪22年刻本，二册。

佩弦斋骈文存诗存试帖存3卷 清朱一新撰。光绪21年刻本。一册。

拙庵斋九种20卷 清朱一新撰。光绪25年刻本，十六册。宗忠简公集九卷 宋义乌宗泽撰。清光绪24年黄卿夔刻本，四册，葱岭骊歌一卷 清朱怀新撰。光绪25 年刻本。桃溪雪传奇三卷 清黄夑清撰，光绪刻本。

答朱一新文及挽联集一卷 清朱怀新撰。光绪刻本。

民国22-24年，50岁的黄侗（字晓城）把祝寿礼金拿来印书，刻印了其父黄卿夔的《石古斋诗、文、杂存》，陈德调的《我疑录》、《存悔堂诗草》，陈元颖的《栗园诗草》，楼杏春的《粲花馆诗钞》、《义乌兵事纪略》。、骆临海集笺注十卷 唐义乌骆宾王撰清陈熙晋注，民国26年义乌黄侗重刻本，四册。王文忠公集二十五卷 明王袆撰。清嘉庆14年义乌黄氏刻本。骆宾王后裔刻印了陈熙晋注释的《骆临海集笺注》。金稠原先生四书宗贯録一卷 明义乌金世俊纪略。清光绪23年金氏后裔刻本，一册。义乌藏。义邑东江桥志一卷 清光绪24年刻本。义乌藏。黄溪方案第一种明教方，黄溪医类丛书伤寒论蜕清陈无咎撰，义乌人。民国十五年刻本。香麓簃丛钞六种 清何菁手钞，一册。善惠大士传录四卷 南朝傅翕撰，清宣统2年义乌刻本，二册。严荣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本钞补 清义乌朱氏钞补。

义乌古人著作有书目230多种，现存40多种，仅六分之一得以流传。

(四)、释、道藏的刻印

宋代，不仅广泛印刷书籍，宗教经典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印刷。

1.释藏

宋太宗效法唐太宗对玄奘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注意建立宋王朝的译经事业，设译经院诏令梵僧进住译经。为使译经事业不致中断，诏令从京城中选拔童幼惟净者50多人送译经院学习梵文，成为宋代最早的一批华籍佛经译师 。

译经活动，从太宗始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五十四年间共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出经论五百六十四卷。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废译经院(传法)。元丰五年(1082年)罢经译使、润文官，废译经使司印，宋代译经，到此时，基本上结束了。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7-14)。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

《开宝藏》刻版后运于汴京(开封)印经院收藏。它的印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一切官、私刻印藏经的标准依据，宋代政府还将印经送给高丽、契丹等地，这些国家或地方又据此予以翻刻、仿刻。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图7-15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政和末年(1117年)，由湖州思溪园觉禅院刻板，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出资，依福州崇宁藏略去一般的入藏着述雕印而成，世称《思溪藏》。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五百四十八函。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图7-16)。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2.道藏

宋初，道教盛行，太宗为拢络人心，广求道家经典，将包括先秦诸子着述在内的约七千余卷，抄写后送到太清宫。真宗于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年)，又把秘阁所藏道经和太清宫所藏全部送至余杭，命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全佐、道士朱益谦、冯德等人进行修校，命王钦若总管其事。分目为三洞四辅(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晋书》东蕃四星名上相、次相、次将、上将)十二类。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目录献上之后，皇帝赐名《宝文统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诏访道家经书，着书艺局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此时，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六年(1116年)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福州知州黄裳招工雕板，刻成后将板进于京师。因于万寿观雕刻，所以定名为《万寿道藏》。惜经板在靖康变乱中，被金人掳走，遂成为金、元道藏雕印的蓝本。

二、藏书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的原始佛教典籍被带入中国大地，并被翻译与流传开来，大量的诠释、介绍、宣传佛教思想、教义的著述也在中国僧人的笔下写出并在僧俗两界流通。寺院藏经统一庋藏于寺院的专门藏经之所——藏经阁，这也就是寺院的藏书楼，有多少寺院就有多少藏书处所，所不同的是藏书的多少而已。同时，道教经书出现“遂令篇卷，至若山积”，“卷帙滋繁”。于是道士藏经也发展到一定规模 。所遗憾的是藏经阁也好，道观也好，今天藏经很少，有的新造的藏阁只是一个空壳。书院藏书，书院起源于唐代，有官方书院也有私办书院，成为藏书之地。

（一）转轮藏与寺院藏书 傅翕（大士）发明转轮藏的营造法。转轮藏专藏佛教经籍，设于双林寺。经藏就是藏经楼，转轮藏又称经楼、经库、经堂、经阁、法宝殿、毕卢殿是经藏的一种，是经楼当中建立的中大型旋转式书架，转轮藏，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检出所需之书。在十一世纪中叶，两浙路寺院建轮藏的风气就相当盛行，如婺州义乌县景德禅院也建轮藏，南宋初宗泽撰的《义乌景德禅院新建藏殿》提到寺主琳师始建经藏，但仅写有经律一百函，并未完备。神宗元丰中（1078-1085）居士叶诜发念舍财作轮藏，住持契海也劝化檀施，二年后，终于大功告成。转轮藏建造得宏丽美观，故记文即说：隆厦广阔，饰以珠贝，华轮盛丽，负以虬龙，穷极雕绘，间错文藻，内外一新，远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转轮，是犹振风之过众窍，甘雨之成百谷。……至于布琅函，列朱轴，诚为除众生饥病方便法也。

华阳教寺藏书 位于城东十里华阳山。唐法轮大师卓庵之地。明洪武廿四年改今额。明永乐癸已年（１４１６），寺僧智慧福源倡摹建藏经阁，储《大藏经》，五Ｏ四八卷。

圣寿寺藏书 大藏经孤本《班诺波罗密经》、《古今图书集成》，被省馆收藏。其余书保存在市图书馆。文化大革命时，寺院藏书随寺院废弃而消亡，部分藏书被图书馆收藏。

（二）县学、书院藏书 县儒学尊经阁和县办绣湖书院均有藏书，后多散失，绣湖书院所存部分藏书后由县立图书馆接收。

南宋时，婺州民间的书院兴盛，见诸方志记载的就有30多所，其规模也大大超过官办学校。朱熹又接纳义乌徐桥、傅定为门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古代书院，王应麟在所著《玉海》中解释称：“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就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如吕祖谦主讲的丽泽书院，在学规制定方面，比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等国内著名书院早了12年。理宗绍定三年(1230)，丽泽书院刊印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就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先河。

书院发展推动了印刷术的改善，印刷术改善又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辑录朱熹99个弟子多年听讲笔记而成的，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有“丽泽讲义”，也是学生的听讲笔记整理汇总起来的，都需要刊印。

（三）私人藏书

何 恪 字茂恭，南岳东河人，经营藏书一万余卷的西园藏书楼。著有《南湖集》20卷（《应迁育辑》《金华先民传》卷七）。

朱丹溪 名震亨，元赤岸人。元代医学家，所著《宋论》、《格致余论》、《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本草衍义补遗》、《金匮钩玄》、《素问纠略》等。皆刊印并家藏。

吴之器 字赐如，明吴大元村，举人，刑部尚书吴百朋曾孙。吴百朋回乡后建造书楼“抱瓮园”。吴之器祖父吴大缵、父亲吴存中相继购书。吴之器改“抱瓮园”为“明月斋”。《婺书》八卷，四册一函。明义乌人吴之器撰。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版框尺寸18.9*13.2公分，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口题书名，中缝标卷第，之器辟一区为明月斋，有藏书十余楹，坐卧期间，把卷吟诵，如是者十年，四十三岁时编成《婺书》。是书《四库全书总目》未录，《明史.艺文志》亦不载，盖传世极稀。首有吴载鳌序，熊人霖序文两篇，吴之器自序一篇。其卷一二为名臣，卷三为节义，卷四文苑，卷五逸民，卷六游寓，卷七附传，卷八家传。书后载章有成题识一篇，称：“国家方全盛，兰台石室之所传，山崖屋壁之所秘，搜而简之，宜有完书，子又何辞焉！于是取婪折隶之以史。”是书以诸史为准，收录婺州各方名士八十余人，每人各有小传，史料价值极高。

陈熙晋 字析木，清县城人，官至宜昌知府。积书数万卷，为之订疑纠谬，究竟原委，取裁精审。成《春秋规进考信》9卷，《春秋述义拾遗》8卷。著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5卷、《帝王世纪》2卷、《贵州风土记》33卷、《黔中水道记》4卷、《宋大夫集笺注》3卷、《骆临海集笺注》10卷、《日损斋笔记考证》1卷、《文集》八卷、《征帆集》4卷（《清史稿》《儒林传》二）。

虞守愚 号东崖，明华溪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告老后构筑东崖书舍藏书楼，藏书万卷。所藏后由兰溪胡元瑞（胡应麟）所购。著有《东崖文集》《虔台拙稿》（《金华征献略》卷九）。

朱一新 字蓉生，号鼎甫。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广州中山大学前身）山长（校长）。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24岁中举人，30岁中恩科进士，做过翰林院庶言士、编修，湖北乡试副考官，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于辞章之学亦造就颇深。遗著《拙庵丛稿》中有骈文存、诗存、试帖存、律赋存各一卷。《律赋存》卷有赋33篇，其中有抒情写景之作，也有论政言治之篇。诗集作品虽不甚多，但别具一格，如《咏南史新乐府》之一《同泰寺》：涅槃经，无遮会，连理瑞技生，五色祥云霭。佛言须舍身，方免众生一切罪；众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难入口。大慈复大悲，倩佞佛佛知否?平生奉赎亿万钱，悔不买蜜藏枕边，此时口苦佛不怜。”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日，一新偶感微恙，七月初二日移卧书房，客来探视，尚能迎送。午后忽对胞弟怀新说：“刚才集了两句诗：‘撒手白云堆里去，回头四十九年非’，用来自挽你看怎么样?”怀新劝解说：“您神志清新，何至于此!”一新含笑点头。末时，兄弟俩还携手散步，到申时，一新即渐昏迷并断断续续自言自语，大意是明年迎养父母竟成虚愿；自己精力渐衰无以满足诸生之望；高丽为神京屏蔽，必不可弃（时日本侵略朝鲜，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订《马关条约》）。延至酉初，这位爱国正直、学识渊博的学者与世长辞，终年49岁。遗著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由其弟怀新主持编纂刻印，分订16册，名《拙庵丛稿》。故居“约经堂”为本地清代标准民居，十八间楼房组成四合院，与胞弟怀新（1850—1898，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主事、知县、知州）居。

何 菁 字竺钦，晚清廿三里人。省文史馆员，主要著作有《义乌方言杂录》3卷、《汉书古字及假借字说明》4卷、编诗词集《淇园芜草》，积书10万余卷，多散佚。1989年，其子家松、芹生把所藏古籍376册捐赠市图书馆。

吴 源 字芷泉，义亭石塔村人。法学家，薪资大半用于买书。建书房名为“耻不逮斋”，藏书1万余册、碑帖拓片4000余幅，古书于1956年交市图书馆收藏。《南宋名臣言行录》16卷杨循吉著，《吴中往哲记》1卷谢铎著，《尊乡录》10卷董遵著，《金华渊源录》2卷，金江著。[崇祯]义乌县志/[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周士英纂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熊人霖增修。熊人霖《华川集》二十四卷，嘉庆《义乌县志》。

此外，苏溪殿下楼杏春、吴子泉、尚阳朱店朱一新、城内西门陈知庠等户，均曾珍藏较丰的珍贵图书，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动荡中散失，部分由图书馆征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