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会长黄兴

甲辰长沙起义是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反清武装起义。但由于它因事泄流产而未及发动，近百年来在史学界一直似未对其引起应有的重视，有关著作对此往往是一笔带过。笔者有感于此，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

1903年5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自东京回国，负责策动湖南、湖北和江苏一带的反清起义。途经上海时，黄兴应胡元倓之邀，到长沙明德学堂任教。

在明德学堂，黄兴很快就将一批反清志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29周岁）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彭渊恂、谭人凤、胡瑛、徐佛苏等人，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并根据黄兴的建议，确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大家决定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是以“矿业”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同时还提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

为了达到“扑灭满清”的目的，在会上，作为会长的黄兴就反清武装起义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这段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

第一，武装起义的最终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首都，是皇帝和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又是清政府封建政治体系最重要的象征。只有在军事上夺取北京，以暴力推翻清王朝最大的一个政治、军事实体，才能确保革命任务的完成和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实现。因此，“直捣幽燕，驱除鞑虏”，说明黄兴对武装起义的最终目标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识。

第二，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是“地方革命”。1903年6月9日，张继曾在《苏报》发表文章，鼓吹“中央革命”。对于张继鼓吹的“中央革命”观点，黄兴并不赞同。他虽然注意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方式，但同时又指出它不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英、法大革命均发难于首都，是因为它存在有相当革命觉悟的市民阶级这样一个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中国的情形则不同，首都的市民“偷安无识”，无法“奋臂可以集事”，加之在作为封建军事、政治力量的集中之地的北京，不仅驻有重兵，而且“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因而要走直接倾覆首都的“中央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地方革命”的道路，才能逐步壮大革命力量，进而规复首都北京，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第三，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是“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黄兴在确定反清武装斗争实行“地方革命”策略的同时，还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他看来，一省起义的条件具备后，可及时率先发动，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但若一省首义后，“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这是因为单独一省发动，易被清政府调集其他地方的反动武装共同将革命之火扑灭。只有一省先发动，其他省份响应，就会牵制各地清军，使清政府顾此失彼，陷于混乱，这样就可能促使“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目的的实现。

第四，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洪会党人和新军。黄兴主张，武装起义“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但必须“使能联络一体”，“互为声援”。这反映了其将会党和新军作为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黄兴的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当时反清革命的实际的。这是因为：尽管会党成份极为复杂，但主体仍是由破产农民经过各种途径演变而来，与农民阶级保持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本身就具有不满和反抗现实社会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党与革命党在反清这个大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无疑是一支革命党即可获得的现成的武装力量。至于新军，它虽然是清政府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暴力工具，但这些新军官兵多数是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具备成为潜在革命势力的可能性，从而为革命党人从事运动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由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团体，它一成立就把发动武装起义摆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明确、完整的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反清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预示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二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黄兴等人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西园寓所召开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不久，华兴会会务发展很快，入会者就达四五百人之多。在这种情况下，黄兴等人即按照既定的起义方略，着手筹划反清武装起义，并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

华兴会副会长刘揆一

一是设立起义机构。华兴会正式成立后，在长沙南门外设“华兴公司”，作为华兴会总机关。在总机关之下，设有一批分支机构和联络机关，如在小吴门正街设有东方讲习所，“名曰补习日文，实系培养人才，从事秘密活动的据点”；在东街设有民译社为华兴会宣传联络机关；在圣公会内有黄吉亭牧师设立的秘密联络点长沙日知会，此外，还有明德学堂、经正学堂、修业学堂、醴陵渌江学堂以及俚语日报馆等。同时，为了联络和扩大起义力量，黄兴与刘揆一等人“别创同仇会，专为联络洪会机关，并仿日本将佐尉各级军制，编组其为革命军旅”；设立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加强了华兴会对起义的统一领导，扩大了华兴会与社会各界的联络，为起义的筹备和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加强革命宣传。为了营造革命舆论，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华兴会利用“作民译社”印发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如《猛回头》《浏阳二杰文集》《新民丛报》《新湖南》《苏报案》《警世钟》《革命军》《马前卒》《血泪书》《爱国歌》等等。各书店争为代售，以致1904年的三、四月间，宣传反清革命的书刊在长沙城里“罗列满布，触手即是”。尽管湘省当局屡申禁令，但仍然是“市廛之地，道路之中，交头手指，争相阅诵”。据一个清政府官员“微服诣市查阅”，长沙各书店发售的“逆书”种目竟达41种之多。

三是联络起义力量。黄兴分析，当时可用以发动反清起义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党，另一种是军队。基于这种分析，黄兴等华兴会领导人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周震鳞重点联络长沙城内文武学堂的师生；另一方面要刘揆一侧重联络会党。当时长江流域哥老会的首领是湘潭人马福益，其“势力遍于醴陵、湘潭，浏阳各县，并及于江西、湖北等省，徒众发展至万人之多”。而刘揆一在1899年时曾受其在湘潭县衙署当差的父亲指派去给马福益报信，使马幸免于清兵的搜捕，被马称为“恩哥”。于是，黄兴派刘揆一之弟刘道一先期去会见了马福益，敦劝马同意与华兴会合作反清起义。之后，在190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黄兴与刘揆一短衣钉鞋、头戴斗笠，冒雪夜行三十里，到湘潭县茶山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与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三人席地而坐，燃木取暖，喝酒吃鸡，“各倾肝胆，共谋光复”，正式达成了结义驱胡之约。这样，起义的力量基本落实。

四是确定起义计划。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在共同达成结义驱胡的约定的同时，确定了反清起义的计划。具体方案是：1.“以十月十日（公历1904年11月16日)清西太后70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2.起义时，“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同时，“派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今衡阳市)军队，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军队，萧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今岳阳市)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今邵阳市)军队，静候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3.黄兴担任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五是加紧省内布置。起义计划大体定下来后,黄兴等人迅速落实省内各处工作:

长沙方面，周震鳞重点联络了长沙城内文武学堂的师生，黄兴在明德学堂日籍理化教员堀井觉太郎的帮助下，在理化实验室，秘密制造炸弹，准备秘密安放在皇殿的拜垫之下，“待时爆发”。同时，黄兴与龙璋、杨毓麟从上海购置了长枪500杆、手枪200枝，利用龙璋创办的江轮2艘，也秘密运到长沙，以备分配给起义人员使用。

浏醴方面，黄兴与马福益会晤后不久，就派刘揆一、张平子、万武等人到马福益正式开堂的五龙山某寺，送去白马一匹和一些酒、肉、布匹以及暗藏在这些物品中的手枪、长枪与子弹，并向马传达了黄兴嘱他尽快将部队编练成作战部队，并尽可能让会党成员加入清朝正规部队，待时机成熟，策动起义反正的旨意。马福益收到这些物品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照办，随后经常骑马巡视各窑厂，并往来于浏阳、萍乡各处联络，还从会党中选择一些身体强壮和有才干的人统率会众，于夜半在山林中演习。刘揆一则应聘赴醴陵渌江学堂任监督，借以调度会党与湘赣军队联合。醴陵当局得知后，害怕自己受祸，于是通过湖南学务处将刘揆一辞退。他只得离开渌江中学堂，来往于醴陵、株洲、湘潭和长沙之间，专门从事军队与会党的联络工作。9月24日(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浏阳普迹市沿例召开牛马交易大会。此为湖南全省有名的圩集，莅会者多达数万人，其中半数有哥老会籍，因此哥老会规定是日为拜盟宣誓之佳节。这天，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徐佛苏、陈福田等军学界人士与马福益、龚春台等人会晤该地，正式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由刘揆一监督宣誓，并赠给马福益长枪20，手枪40支，马40匹。“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

常德方面，宋教仁与游得胜、楚义生等人于9月初从长沙回常德。到常德后，他们在武陵县的五省客栈设立湘西联络总站，作为响应长沙起义的机关，联络了好友刘复基、胡范庵、蒋翊武、孙安仁和会党首领孙汉臣，向他们介绍了华兴会的宗旨与章程、长沙起义的目的与策略，并吸收他们为华兴会会员，指派他们分头活动。蒋翊武、孙安仁负责联络学生；孙汉臣负责联络会党和巡防营士兵。宋教仁的哥哥宋教信也给予积极支持。在他的联络下，“不旬日间，豪俊集者三万人”，表示听从宋教仁的指挥。

宝庆方面，1904年夏，黄兴派留日学生、新化人戴哲文回籍（当时新化县属宝庆府）联络会党。戴石屏到新化后找到在县城小学堂的谭人凤，向其“询可与共事者”。谭向戴推荐了李洞天、萧立诚和唐镜三，李洞天等人又推荐了邵阳的李燮和、李云龙。于是戴哲文向他们通报了长沙起义的计划并发展他们加入了华兴会。他们商定，由李洞天、萧立诚负责邵阳，唐镜三负责武冈，李燮和负责安化，周叔川负责新化等地会党的联络发动，而以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所办小学为联络点，负责各方面的协调，届时同起响应，并“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遣洪家首领谭恒山携赴辰、沅一带通声气”。

衡州、岳州的联络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之中。

华兴会骨干谭人凤

六是联系外省响应。省内工作略有头绪后，为促成“各省纷起”，响应长沙起义，黄兴又筹划与外省的联络，先是派杨毓麟、章士钊前往上海、南京联络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他们在南京设立了联络机构，又到上海联络蔡元培设立爱国协会，由杨毓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1904年7月，黄兴又亲赴上海，与杨、章等人进行具体磋商，并通过蔡元培同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建立了联系。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工作已略有头绪后，也到上海来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准备和华兴会联合行动，“定于十月初十日万寿节，黄兴在湘、鄂两省同时并举，以闽、浙两省为后援”。当时内地和日本的志土，得知黄兴将在长沙举义，“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同时，黄兴又派宋教仁、胡瑛赴湖北开展宣传联络活动，于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宋、胡到武昌后即与曹亚伯、吕大森、张难等武昌的革命志士建立起密切关系，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其“宗旨标明研究科学，实则意在愚官府耳目”，会员“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二者实为一体。黄兴从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汉时，与科学补习所骨干约定“由湘省发难，湖北响应”,推定在长沙任教的曹亚伯担任两省联络员,并共同具体商定：派吕槐庭、康建唐赴施南府，何季达赴荆州宜昌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系；刘熙卿负责运动武高等学堂，欧阳瑞骅负责运动文普通学堂，刘静庵运动马队，张难先运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并密印30万“军用票”纸币，起事经费。还议决：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由王汉刺张之洞，易本羲杀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等等。此外，黄兴还“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响应；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注重宁沪，策应一切。并荐熟悉军务的会党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人湘鄂赣军队”。这样，湖南周边各省均的联络，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即可立即响应起义，最后合力推翻清王朝。

七是筹资购置枪械。起义计划确定以后，为了运动会党、军队，购买枪械，黄兴卖掉三百石租谷的祖遗田产，刘揆一、龙璋、彭渊恂等变卖家产或借贷一部分经费，长沙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的商人张斗枢也慷慨捐款万余元，合计筹款约五万元。华兴会利用这笔款项在上海秘密购置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支，以备起义时使用。

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谋泄而流产。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华兴会负责人逃脱清军的搜捕避往上海，马福益则逃往广西。

三

华兴会谋划的长沙起义，虽因事泄而归于流产，但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被称之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对于全国反清武装起义的兴起乃至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政府的倒台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华兴会骨干周震鳞

1.提出了组织反清武装起义的方略，为反清武装起义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长沙起义虽然流产，但其所提出并实践的“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最终目标、“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战术和会党、新军“联络一体”的斗争策略，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创新意义，为革命党人开展反清起义斗争指明了方向。其后，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总结长沙起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上述战略战术及斗争策略进行了完善。在依靠力量方面，对于会党，重点加强教育和改造。同盟会成立后，在筹划萍浏醴起义时, 黄兴对归国指导起义的刘道一面授机宜：“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同时还特别叮嘱刘道一多注意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会党进行指导和改造，“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对于清军，则重点加强策反。黄兴指出，新军“多驻省会”，“兵精械良”，训练有素，纪律好，战斗力强，能够持久作战，而且“官佐皆学生出身，多有与吾辈通声气者，运动较为易易”；巡防营分驻各府县，“虽然难比肩新军，然官与兵多洪会中人，以洪会同志游说之，不难归顺”。在战略和策略方面，则坚持“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无论是以后的萍浏醴起义、还是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都运用了这个策略。应当说，长沙起义探索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反清武装起义的路子。此后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最后引导反清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途径。这无疑是长沙起义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大贡献。

2. 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反清武装起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长沙起义虽然未及发动，但给予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华兴会一案破获之初，清政府湖南当局惊恐万状，除责成各属地方官署认真防范、从严查缉起义者外，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查活动，大肆搜捕华兴会员。同时，还发出通缉此次起义领导者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人的文告，飞饬各省，请“一体查拿各逸匪徒，务获究办。切饬各洋关，遇有轮船抵口，务须认真稽查，以免匪徒私运军火，混迹滋事”。经过近一个月的搜捕之后，湘省衙署仍担心华兴会如期起义，以致“皇会亦不敢大开，仅以大街上悬几盏走马灯以为点缀”。湖北的情形跟湖南一样，“清太后祝寿之日”，武昌城中“各营兵皆装束齐整，满街梭巡，城门严查出入，以防华兴会趁机起事”。而革命党人并未被清政府的搜杀所吓倒。“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藉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漫三湘七泽矣”。黄兴等华兴会负责人逃到上海后，即召集华兴会员和在沪革命义士在上海公共租界余庆里聚议，图谋再举，策划分途运动大江南北军、学两界，在鄂，宁等处起义。不料受到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黄兴等人也被捕入狱，起义计划落空。1905年春，马福益由广西返回湖南，改名陈佑衡，准备以湘西洪江为根据地，重新部署起义，并派人赴上海，与刘揆—联系，表示“欲集洪会各派之精锐于洪江，作孤注一掷之势。望助饷械，并派人指挥”。他本人则前往湘东联络旧部，不幸于4月12日在萍乡车站被清军逮捕，4月20日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马福益的牺牲，大大加深了其旧部对清廷的愤恨，矢志为他复仇。1906年12月，在同盟会员的领导之下，长沙起义播下的革命火种，在萍浏醴起义中形成了燎原之势。这正如周震鳞所言，甲辰长沙起义“虽未成，但是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浏醴之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3.锻炼了革命党人，为各地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准备了一批骨干。华兴会筹划长沙起义，团结了一大批反清革命志士。他们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按照既定计划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起义流产后，“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他们坚定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为以后组织发动各地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继续积极奔走。他们当中有几乎无役不与、武汉战时总司令、被称为“中国的拿破仑”的“武圣”黄兴，有代理同盟会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为国内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并任汉口前线督战员的刘揆一，有萍浏醴起义总策划人和领导人、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刘道一，有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刘复基，有武昌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有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谭人凤，有上海起义临时总司令李燮和，有被孙中山任命的烟台都督胡瑛，有领导长沙光复的湖南首任都督焦达峰，有光复无锡并任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光复军司令长的秦毓鎏，等等。可见，长沙起义的组织者们在日后武昌起义的发动和各地的响应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震鳞在论述长沙起义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时说：“辛亥首义种子，多潜布于是役(指甲辰长沙起义——引者)。”这就说明长沙起义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和各地的响应准备了一批骨干。正是这些骨干，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兴（前排左一）与华兴会部分会员在日本合影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甲辰长沙起义虽然未及发动，但它对于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原题：《论甲辰长沙起义》；作者：邓江祁；原载：《云梦学刊》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