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在北京合影，中排左一为邓六金。

本文共2722字丨阅读全文需要2分钟

准备长征，女同志体检我第一个合格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会打仗，又不会用会打仗的军事指挥员，搞“洋”的那一套，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节节失利。1934 年4 月，中央苏区已缩小一大半，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汀州、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7 月，蒋介石用31 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同敌人死打硬拼的战略战术。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终归寡不敌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1934 年10 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到一起说：“我们中央苏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体质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红军女战士，虽然思想比参加革命前解放了许多，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听说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大家真是硬着头皮接受体检，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过身体呀！

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被评为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后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只好留在后方。但要去的前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一个领导同志说：“前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你们等通知吧，到时候就知道了。”还有人说这次红军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那人也说不清。我们听了心里直犯嘀咕，还有些害怕，那个时候我们谁出过国呢。

一天， 罗迈来给我们女同志谈话时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将来是要去前方的。”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 斤东西，不能多， 多余的东西自己处理， 分给老百姓。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通知说部队就要出发，这次要打出苏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开始长征，编入干部休养连

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的大多数人要出发了，也有部分同志要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都有所了解，都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使走和留的战友们一旦要分开，都依依惜别，互相拥抱着泪眼蒙眬地互道珍重。

10 月10 日傍晚，部队开始行动。我斜背着一支马枪，身穿灰色军装，和大家一起来到集合点，要上前线了，心情很激动。贺臣作了动员，讲了行军纪律。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尽管是夜间秘密行军，但还是被根据地的群众知道了。当我们离开时，群众在河边搭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的火把，涌在路边送别。我们和群众都是热泪盈眶，那种鱼水深情，恋恋不舍的场面，真是令人难忘。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只有30名（ 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 分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 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副主席曾多次下命令，要绝对保证我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稳定民夫情绪，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 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 名女战士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淋湿了，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路。

从瑞金出发后，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后面有敌人追赶，白天不能走，我们只能夜行军。夜路我们都不会走，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穿越湘桂边界后不久，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两岸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6 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 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的时候，一天，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围坐成一圈，正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幸好那颗炸弹没爆炸，落地时掀起的泥土泼洒在大家身上，董老的一条腿被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土，危秀英的腿也被炸起来的土埋住。董老一边用毛巾擦眼睛，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有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一边用手扒土把腿从泥土里拔出来，一边继续听传达。以后，董老的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一句名言，一遇到化险为夷的事情，大家就会说：“是马克思保佑我们哩。”

因为伤员太多，我们只好找民夫来抬担架。一次，在行军途中突然从远处打来一排冷枪，一个民夫中弹牺牲，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四处逃散。我和危秀英等几个女战士只好抬起沉重的担架继续行军。一路上，工作紧张得很，我们既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又要做伤病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护送几个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暴露了目标。一架敌机从云层里冲出来，呼啸着向我们扔炸弹，顿时泥土飞扬。幸亏炸弹又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我和危秀英的双腿埋住了。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我和危秀英从土中拉了出来，大家互相拍打身上的泥土，看到几个伤员在路上呻吟，我们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伤员前进。要过赤水河了，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了桥。过桥后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我的手、腿都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还是完成了任务。

本文来自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