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混血之美 - 定窑(下）

原创作品 -沙家櫪

晚唐至“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加上朝鲜半岛“新罗梗海道”等原因，中国对外交通史上的北线航路，转为以南线为主，古明州的海外交通就迅速崛起。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跻身中国四大港口之列，成为唐王朝向东北亚、东亚开放的核心口岸。仅唐武宗二年（842年）至昭宗天复三年（903年），中日船舶往来就达30多批次。前来明州经商的还有来自新罗和阿拉伯的商人。

这时晚唐的海上丝路沟通了中亚与明州港的航运，致使中亚地区的瓷器（实为陶器）与中土的定窑瓷器有了很多相互学习的渠道，也不知是中亚陶器影响了定窑呢？还是定窑瓷器带动了中亚陶器？宿白先生提倡的“对比学”对器物的造型变化、借鉴都有很大的好处，不仅可以在同类作品中寻找对比，还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造型上找到相互借鉴和影响的渊源，我们先看看中亚陶器的造型（图30），

图30：中亚八世纪彩绘包口陶碗

这件八世纪中亚彩绘包口碗的造型与定窑晚唐白釉包口碗的造型几乎是完全一样（图31），

图31：晚唐定窑白釉包口碗

这难道是上天赋予窑工们的灵感制作出了同样造型的器物吗？这种包口碗的造型不仅在中亚地区广为流行，同时也在晚唐的北方窑口也十分普遍，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唐代巩县窑黑釉包口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图32）。

图32：洛阳博物馆出土的唐代巩县窑黑釉包口碗

再来看看中亚地区八世纪彩绘折沿碗的造型（图33），

图33：中亚地区八世纪彩陶折沿口碗

这件八世纪彩绘折沿陶器的造型又恰恰与晚唐、五代定窑白釉刻花折沿碗造型如出一辙（图34），

图34：晚唐、五代定窑白釉刻花折沿碗

这难道也是一种巧合吗？恰恰这种巧合又重复在定窑晚唐、五代的双色釉折沿碗上（图35），

图35：晚唐、五代定窑内白釉外酱釉折沿碗

只可惜我们的产品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出土年代可以佐证它们的生产年代，因此还不能确定是中亚陶器在先？还是定窑瓷器在先？总之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件史前八世纪的古希腊彩陶造型对后市的影响看，这件收藏于雅典国家博物馆的彩陶凤嘴执壶（图36），

图36：雅典国家博物馆藏史前八世纪古希腊凤嘴陶壶

却影响了六、七世纪的定窑青釉凤嘴壶（图37），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4-5页，

图37：隋、唐定窑青釉凤嘴壶

这种凤嘴壶的起源大概应该是古希腊，这种造型不仅在欧洲一直很流行，自远古到文艺复兴，古希腊的凤嘴装饰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流入了汉、唐，尤其是大唐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中亚商人和文化人奔向大唐，也将中亚文化带入了大唐，胡人在大唐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西亚文化的输入给大唐注如了新鲜血液，唐代定窑的许多产品都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格，譬如这件唐代定窑白釉双泥条凤嘴执壶（图38）就是改良后的新颖造型，

图38：唐代定窑白釉双泥条凤嘴壶

以及定窑晚唐玉璧底柿红釉凤嘴执壶（图39）又更加本土化。

图39：晚唐定窑柿红釉玉璧底凤嘴花浇

其实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还是太少，有很多资料、器物学都有待有志者去深入研究，不然我们很难拿出足够的有力证据来证明，就如这件晚唐定窑白釉刻花西亚式壶（图40），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128-129页，

图4:0：晚唐定窑白釉西亚式壶

从造型，到纹饰都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格，但是目前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它的出处，记得在西亚有这种金属制品。晚唐定窑白釉刻缠枝牡丹纹盘口瓶的造型似乎也是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图41），参见《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126-127页，而更加本土化的杰作，这种大盘口瓶在晚唐的定窑产品中也很流行，

图41：晚唐定窑白釉刻缠枝牡丹纹大盘口瓶

印尼井里汶沉船打捞出来的晚唐（Late Tang Dynasty Discoverd in Shipwreck of Indonesia)定窑白釉大盘口瓶（图42），

图42：印尼井里汶沉船打捞出晚唐定窑白釉大盘口瓶

虽然是素面无纹饰，但是尺寸之大也是极为难得的，同时出水的晚唐定窑有些有透雕、刻花、印花等纹饰，充分说明了晚唐定窑的装饰工艺已经趋于形成，尽管不太普遍，但是装饰工艺成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泰国南部遗址出土的定窑与巩县窑的粗白瓷不同，其胎体薄而坚致，原料细腻，不使用化妆土，为典型的定窑器形，釉面与胎体结合紧密。器形上更接近晚唐风格，而不是五代和北宋的风格。”（‘泰国发现的九世纪中国北方白瓷’《中国古代白釉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社，2005年，－何翠媚、斑臣。）黑石号出水的唐代沉船揭示了唐代海上丝路的事实，大量的陶瓷装载了满满一船，包括长沙窑、定窑、邢窑、越窑等众多窑口的产品，其中也有不乏明显受到西亚文化影响的巩县窑凤首执壶的身影（图43），

图43：黑石号沉船出水唐代巩县窑凤首大执壶

以及河北地区出土的晚唐、五代定窑素三彩（图44）也都带有西亚文明的影子。

图44：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晚唐、五代定窑三彩凤嘴执壶

公元842年，也就是唐会昌二年，一位名叫李邻德的明州商人驾驶木帆海船自明州港启程，沿海北上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自此这条海洋航线不但将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成就了明州作为海内外货运中转站的地位。明州港的海外交通随之迅速崛起。至唐朝末年，明州港已跻身中国四大港口之列，成为唐朝向亚、非、欧通商的核心口岸。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将公元782-1191年间中日贸易往来作了统计，中国商团由明州启程，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带去大量丝绸、瓷器、书籍、出售，贩回砂金、水银和锡。明州便已跻身于中国东南沿海名港之列，通过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明州城中的货物可直接运抵当时的国都长安，水路通畅。宋室南迁后，明州港的海外贸易地位更加突出。庆元元年（1195年），明州港成为中国与日本、高丽等商贸往来的唯一港口。这使得商船相继从明州港出发，驶向日本的博多口岸。史料记载，当时两国交易的商品中，运去的货物以丝织品、瓷器、工艺品、文房用具等为主。当时，宁波的工匠也频频前往日本。1976-1984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沉船残骸与2万余件瓷器，28吨铜钱及少量金属、木、石制品。经研究，这是一艘由中国泉州制造，约于元至治三年（1323）从明州（元朝时称“庆元府”）港起航的海船，再次印证了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同时在中国东海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其路线随季节更替而不同。夏季，东海沿岸海水向北流，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冲淡水流，向东北与对马暖流相接，这个时节船舶适宜北航。冬季，长江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减弱，在偏北季风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这个季节船舶适宜南行。宁波恰恰处在海流线路交汇区域。这就给航海时代的船舶航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宋代朝廷对市舶贸易十分重视，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面向日本、高丽、东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非洲诸国的贸易往来，南宋中期后，南亚诸国商人往来频繁，东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钱币、瓷器、香料、书籍、字画、丝织品等，日本运来货物主要有黄金、木材和硫黄等；运往高丽的货物有茶叶、瓷器、丝织品等，进口有人参、麝香、红花等，明州港便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宁波港史》记载，这一时期，西亚的波斯(今伊朗)商人经常来明州做生意，当时的政府还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波斯商人在附近还造起了清真寺，他们长期聚居的街巷称波斯巷。两浙路丝绸生产规模大、技术精、品种增多，内陆的名窑辈出，指南针的发明、罗盘的应用、活字雕版印刷发明，使这些先进技术通过明州输往海外。古代的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惠及了数十个国家、地区，凝聚了古代中西文化的智慧结晶，如今重提一带一路政策，重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必将结出更丰盛的硕果惠及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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