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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在皖南事变中的战斗经历

历史 06-29 来源：国防时空国防教育

我的父亲张明（张振友）在革命战争岁月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多次英勇负伤，身上累累伤痕正是当年那一场场激烈战斗的印记。

记得小时候我们曾好奇的指着爸爸腹部问，“怎么会有两个肚脐眼呢”？爸爸告诉我们那是皖南事变突围时留下的枪伤。后来虽然多次与我们谈过这场极为惨烈的战斗和负伤的经过，但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52年了,我也走过了从儿童过甲子的人生里程。父亲的这段英勇无畏的战斗经历我有义务写出来，传扬出去，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像我父亲一样的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由于听爸爸讲战争故事已经时隔久远，怕记忆有误，也为了能真实客观并准确地反映父亲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机智的大无畏精神，最近查证了一些资料，把皖南事变前后父亲所在的老三团二营战斗历程和父亲在事变中的经历整理了一下，满怀崇敬地写完这篇回忆文章。

1938年2月初，根据中央决定和新四军军部命令，由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当时的汀瑞游击队共250余人改编成二支队三团二营，营长杨洪才，副营长钟德胜，父亲担任二营五连连长。3月1日，从龙岩白土整装出发，经过近一个半月的长途跋涉，经江西进入皖南，4月中旬，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进行了半月余的短期整训。5月6日，移驻安徽泾县田坊、汀潭一带。7月中旬，支队主力进入苏皖边，展开于京芜铁路（南京—芜湖）以东、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日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三团突破敌封锁线进入敌后第一个县城——高淳，当时正发大水，从高淳城内乘船经石臼湖开往小丹阳云台山一带，后来到大官圩与粟裕副司令会合。不久部队又开往小丹阳、博望和茅山茅鹿公寺等地活动。没过几天粟裕就来到三团，命令二营跟着他再次来到大官圩，并在支队司令部移驻到狸头桥后，二营留在大官圩开展抗日斗争。先后炸了鬼子的汽艇、火车（即京芜铁路伏击战，1938年7月6日在安徽省当涂与芜湖之间，伏击京（南京）芜铁路上日军军用火车，击毁日军军车1列，缴获大批军用品。），又参加了横山战斗和奇袭官陡门等作战。

1939年1月，在参加粟裕亲自组织指挥的宣城水阳打击日寇的战斗后，老三团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领导。营长杨洪才到军部高干队参加学习，后担任支队特务营营长。1939年夏我父亲接任老三团二营营长，之后又参加教导总队四期的学习和工作，后回到老三团任原职。1940年10月率部参加叶军长指挥的泾县保卫战，粉碎鬼子对皖南根据地的围剿。

1941年1月4日拂晓，老三团奉命负责保卫军部，团长周桂生，政委黄火星，参谋长谢忠良，政治处主任钟得胜。因一营调去组建新三团，全团只有二、三两个营。二营有400余人，该营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意志顽强，是团主力。这次全军转移共分三个纵队，二支队和军部、教导总队等编在第二纵队。父亲率二营作为纵队前锋，首先由泾县北贡里的坎上黄村出发。时至隆冬季节,天正下着雨，部队冒着大雨，路滑难行，翻越云岭北侧的大山，于午后从章家渡涉水渡河。5日上午到达茂林凤村与高坦之间的一个小村子。

根据军部命令：二纵队由濂坑出丕岭，三纵队由铜山向东出高岭，约定于7日中午到丕岭东南面的星潭村会合。

1月6日黄昏，部队开始行动。二营六连行进至高坦，遭敌拦截，指战员迅速脱下帽子，并在臂上扎好作为夜间战斗识别记号的白毛巾，组织对敌还击。7日凌晨3时左右，六连长阮文炳带一个排沿河沟摸到敌人工事边，以猛烈的火力和密集的手榴弹压过敌人，接着跃入堑壕与敌拼刺，顽固狡诈的四川军约一个多排的兵力和十几个便衣队人员，死的死，逃的逃，余下5人举手投降。据俘虏供称，前面丕岭隘口5天前已为敌四十师一个加强连扼守住了。1月7日凌晨4时许，根据敌情，父亲进行了作战部署：六连利用有利的地形用机枪掩护，从正面突击，五连从丕岭西侧迂回，绕到隘口背后，两面夹击敌人。趁着迷蒙的夜雾，部队分头按预定的方向运动。因昨日高坦一仗已惊动了丕岭的敌人，所以我们一行动敌人就发现了，山头上到处响起枪声，我们的机枪也发挥火力给敌以还击，一时枪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啸叫，在敌人的火力网下奋力攀登。六连登上山岭后，迅速逼近隘口，与敌激战，随后五连也从丕岭西侧方向冲上山，从隘口背后夹击敌人。敌支撑不住，天将亮时放弃阵地，逃往百户坑。丕岭终于被我攻克了，此战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歼敌5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而我们为这一战斗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六连伤亡近半。7日晨天，部队迅速调整战斗组织，沿百户坑向南追击节节抵抗的逃敌，猛扑星潭。此间，二纵队的另一路由新三团一营担任前锋也从丕岭的左侧加入了战斗。上午10时左右，父亲率二营到达星潭镇西的小山口。这里山头早被敌40师120团占据，并构筑好了工事，以两个炮楼的火力封锁通往星潭的道路。两边的山又都很高，坡度很大，山上还有积雪，对大部队兵力展开和火力发挥都有一定困难，所以我先头部队虽能击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前进却严重受阻，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新三团一营，在抵达星潭外围时，也遭到据守丕岭国民党40师119团某加强连狙击，该连一面向星潭方向溃退，一面利用崎岖山路节节阻击，当新四军勇猛冲杀多次，均为扼守隘口的国民党军猛烈火力所阻。加之星潭河东国民党守军又以密集炮火对新四军进行狙击，致使新四军伤亡严重，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同时，三纵队也受到国民党52师阻击，战斗异常激烈，故未在约定时间合围星潭。攻打星潭的战斗持续到8日晚9时，在新、老三团协力配合下，新三团一营率先打进星潭，父亲也正指挥二营跟进，准备扩大巩固阵地，忽接到团部急令：军部命令部队改道向茂林、高坦方向突围。只好奉命后撤，丧失了突围的最佳机遇。后来父亲担任独立团团长，政委就是新三团一营副营长张玉斌。若当初让他们联手一举拿下星潭，那么皖南事变血战七天七夜的历史将会重写。

当时新四军的退路已断，唯一出路只有迅速打开星潭，撕破顽军的合围圈。后来的史料证实，军部领导当时存有严重的分歧。 7日下午3时许，军部领导在百户坑召开长达七个多小时的会议研讨对策，与会人员先后提出多种突围方案，由于当时各方战况不明，对突围方向一时举棋不定，使会议长达7小时，耽误了突围时机。晚10时，会议最后决定不打星潭，部队由原路撤回到丕岭以西里潭仓，改道由高岭出太平，改向西南方向突围。 1月8日在晚上夜间八九点钟，军部领导发现敌正紧缩包围圈，国民党军144师企图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形成合围之势。根据敌情，在里潭仓徐家祠堂召开会议，军首长立刻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由二纵和军直部队向茂林、高坦方向突围。抢先从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在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

8日晚9时，父亲接到命令立即停止向星潭方向的攻击，率五连、六连调头杀回高坦，四连留在丕岭担任狙击任务。 9日晨，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率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部直属队击退国民党第144师的堵击，攻入高坦后，又受到敌军包围。我军9日整天都在高坦与敌军激战。由于连日行军作战，部队相当疲劳。

黄昏时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国民党第144师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也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难以攻下茂林。因此，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甩开茂林之国民党军，率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在泾县、丁家渡之间过青弋江至孤峰，然后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1月9日晚，叶挺带领二纵、三纵及军直队、教导总队近五千人，全部绕过东流山，向东北方向开进，山路极其狭窄、崎岖，行军速度慢得很，穿过石井坑之后在大康王受到国民党108师堵击。至10日拂晓，到达石井坑，此时国民党军形成了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叶挺决心在石井坑固守。 1月10日开始，新四军在石井坑进行了更为惨烈的防御战。石井坑防御战的部署如下：第二纵队为主力拱卫在石井坑周围，石井坑西南东流山以北高地，由老三团二营（缺坚持在丕岭的四连）向西坚守；石井坑西北香炉峰高地，由老三团三营向西、向北坚守；石井坑东北白山高地，由新三团一营向东坚守；石井坑狮形山以北二里路的高地，由新三团二营向北坚守；石井坑白山西侧高地，由新三团三营随团部守卫；狮形山的东山南侧为纵队指挥部。第一纵队余部近千人坚持在白山西北；第三纵队五团、教导大队坚持在石井坑东南的东流山，特务团余部坚守在薄刀岭。

老三团二营转移到石井坑西南边的无名高地上，10日开始多次击退敌军以连级为单位组织的猛烈进攻。敌人投入的兵力有增无减，而我军却连日作战，饥寒交迫，疲惫不堪。11日敌人一个营向我阵地发起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12日又调集2个营的兵力开始第二次总攻，均被击退。战斗极其激烈，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六连从丕岭下来时的70来人，最后只剩下20余人，可见战斗之惨烈。

父亲在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率领一个连队打过多次恶仗。1933年2月在江西黄陂镇全歼敌51师的战斗中，曾带领红38师3团一连的战士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鏖战，圆满完成阻击任务。但眼前这场战斗尤为惨烈，最后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多年以后父亲谈起当年殊死拼杀的场景时，那炯炯双目中依然流露出摄人心魄的杀气。二营大部分官兵都是参加汀瑞游击队的红军，作风非常顽强，一直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直至13日下午突围，敌人始终没能踏上无名高地一步。

12日黄昏时，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来支队队部了解情况，并调我父亲带领从丕岭撤回成建制的四连到军部加强护卫，防守阵地交由副营长罗爱民（兼政委）负责指挥。此时二营尚有200余人，四连离开后阵地上已不足百人。

当晚，新四军军部转到大园村狮形山树林开会。叶挺决定按照党中央分批突围的指示，把这支至今仍保持着原来建制的部队分散突围，以石井村为中心，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去。军部向石井坑东北的大康王村方向突围，其余人员分两路向冬青树、茂林方向突围。

军部命令中路纵队新、老三团组织起来打正面，军部跟进，教导总队负责打掩护，山上的部队原地坚持，以牵制敌人。

当晚十二时左右，集中了新、老三团十几个号兵以吹号为突围信号，开始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突围时我父亲带部与新三团一部打正面冲向敌封锁线，吸引敌人的火力，以掩护军首长从右边撕开的空隙处突围。

父亲参军前习武练过大刀，在战斗中常挥舞着一把大刀冲锋陷阵，勇不可挡。是役，父亲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拿着大刀，在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轻重机枪织成的密集火力网，奋勇冲了上去。不少战士中弹倒下，可大家前仆后继往前冲，将敌人的防御阵地冲开缺口。

叶挺、饶漱石、袁国平及项英、周子昆等同时率领司令部、教导总队、五团余部一路，从右边间道翻越火云尖，父亲率突出来的余部边掩护，边跟随撤离。后来父亲的战友刘德胜（原南京警备区司令员）曾说过，当初父亲是要跟随项英、周子昆等同志的，因你父亲在突围时延误，结果走散了，否则有你父亲在，他们也不会遇害…。记得父亲说过，突围时袁国平主任由于眼睛近视，天黑山路不好走而落在队伍后面，父亲跟在他的身后掩护突围，没走多远，在距军部指挥所六七里的周家大山的山洼中，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倒下。他的警卫员上去查看后，说“首长不行了”。在当时情况下，都以为首长已牺牲了，立即一起又向前冲去。由于掩护突围队伍行动，天亮时与前面的队伍走散。若干年后父亲听说袁主任是重伤后开枪自杀时不肯相信。（后来考证情况是：袁不幸身负四处重伤，他的警卫员陈阿金以为首长已牺牲，遂自行突围去了。后袁国平被新四军特务连副连长李甫等一行发现，他们当即决定背负袁国平突围，在突围到章家渡河畔，隐蔽于一所破房子中。袁国平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连累身边的战士，同时为实现自己在政治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诺言决不做俘虏，决不缴枪，最后一颗子弹留自己。即恳请警卫人员开枪打死他，警卫人员不忍心下手。他最终自己举枪自尽。）64年时父亲带我们去看望住在南京鼓楼的周子昆夫人何子友时还向她求证过，并对当年未能保护首长而自责。

13日拂晓，叶挺、饶漱石等率领军司令部人员约有400人突围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父亲他们随后也突到那里回合。此时项英、周子昆等军首长已率部分人员转移到附近的深山里隐蔽，寻机突围了。

前方遇到国民党108师堵击，叶挺指挥部队突围，这时部队战士已是疲惫不堪，不仅缺粮没吃的，更重要的是所剩弹药几乎用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火力支持，在敌人的密集火力阻击下几次突击未果，上午10时左右父亲又组织队伍向前冲，冲到一个山坡时，腹部中弹滚到山坡下，突击部队又被迫撤回。

父亲被击中的一霎那，感到腹部被猛击了一下，脚像是踩在一堆棉花上，腿一软身子倒了下去，往坡下滚时竟然感到全身一点气力都没有，滚呀，滚呀，软软的。他知道连日的征战拼杀和饥饿此时已经耗尽全部的气力，任由自己一直滚到山沟里。不一会冲杀声和敌人猛烈枪声都渐渐的停了下来，父亲明白这次的突围又没成功。他感到这次离敌人的阵地已经没多远，只要能冲上去，一定能用大刀为军首长和同志们杀开一条血路。他动了一下，感到浑身都痛，尤其是腹部，他要检查一下伤口，于是挣扎着爬到附近的一颗树旁，靠着树坐起来。血已经渗透了棉袄流了出来，腰带上有个弹孔。自己中弹了。此时他一定记起在红军时期的三年游击战，额头被敌人机枪子弹贯通时情景，清楚的知道必须靠自己尽快的处理伤口。

身上的挎包还在，包里有一只搪瓷碗和装有一点米的米袋，毛巾和急救包（只有点纱布）也在，水壶里还有些水，驳壳枪已经不在了，弹匣里也早没子弹了，可是大刀还在不远处。他先喝口水，润了润干渴的嗓子，爬过去把刀拿了回来，依旧靠树坐起，然后解开腰带和衣服查看。子弹击中肚脐眼右侧2寸不到的地方。由于前几天一直下雨，身上的棉衣至今还没干透，加上皮带的阻挡，所以弹头不深。必须把弹头取出来，他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

先把绑腿的绑带解下以备包扎用，把棉衣里的棉花也拽些出来，纱布也准备好，把大刀擦了擦，看看刀尖还挺锋利，然后将毛巾塞到嘴里。他知道此处离敌人阵地近，任何喊叫声只能将敌人引来。

手拿着刀，尽量轻轻的把刀尖伸到弹孔里挖…，痛彻心扉的剧痛，使得身子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忍住，忍住，再忍住，再忍住，再忍住，…，血不停地流着，终于将弹头挖出来了。他拿掉毛巾，舒了口气。

此时他感到头昏目眩，昏昏欲睡。不能睡，还要挺住，挺住，必须把伤口包扎好，他紧咬着嘴唇，不停的告诫自己，嘴唇都咬破了。可没想到刚一动，肠子一下子从伤口里涌了出来。他把肠子塞了回去，用纱布盖上再用手捂住，可身子稍一动，肠子还是往外涌，捂都捂不住，血也止不住，一直往外流着。不行，要想个办法。

他看到了身边的搪瓷碗。对，用碗压住止血，可肠子流到碗里也不行呀，怎么办？身边的地上长着些不知名的青草，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这些草抓了些放在嘴里嚼嚼烂，然后吐在碗里，青涩汁水强烈的刺激着口腔，反而使自己清醒了许多，他继续不停的嚼呀，吐呀，不一会就盛满一碗，然后扣在伤口上，再用绑带牢牢的捆在腰上。伤口上一股凉凉的感觉，立即使疼痛减轻了好多。这时候四周静静的，只有远处有些零星的枪声传来，看来此处还安全。父亲抓了些米粒放在嘴里，就着点水慢慢的嚼着，嚼着…，不知不觉的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很沉。

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到这次负伤时，语调淡淡的，神态很平静，可能是他感觉这次远不如在红军时期的那几次负伤，尤其是后枕处和前额处的枪伤来的凶险，但我们听的依然惊心动魄。“爸爸疼吗？”

“ 疼”父亲回答说。“很疼，很疼吗？”父亲肯定的点点头。“那不疼死啦”。父亲一听到“死”字，马上打断我们的话，自言自语的说“我不会死，我要找部队”。这句话像烙印烙在他意识里似的，是那样清晰、不可磨灭。这几个普普通通的字，你可能感受不到它的份量，也体会不到它所包涵的全部意义，可这句话正是他钢铁般毅力的源泉，是支撑一名战士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

醒来时周边的枪声告诉他这里依然还是战场，有战斗就说明自己的部队在附近。我要找部队，这个念头压过了饥饿、干渴甚至伤痛。这时已接近黄昏时分，天色已渐渐黑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了多久，以为才睡了几个小时（实际上已经昏睡了20多个小时），得赶快行动，否则部队要走远了。他努力的试了一下，自己还能站起来。他用刀削了个树枝当拐杖，把大刀插在背后，喝干水壶里仅剩的一点水，与挎包、腰带这些一起扔了，然后根据离自己最近的枪声，判断行动的方向。他艰难的爬着、走着…，跌倒了，在地上缓口气，爬起来接着继续走，要知道伤口是没有缝合的，哪怕是轻微动一下，那种的疼痛都会受不了，可父亲坚持着，因为有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我不会死，我要找部队”。（写到这里我不知该用什么词语评价父亲，是钢铁战士？可比其更加坚韧不拔；是无畏勇士？可他更有理想和信念）

这一夜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清晨时来到一个小村口。他想进村要点水喝，找点东西充饥。刚一进村就碰上敌人的巡逻队。“站住！”敌人持枪围了上来，已是精疲力竭的父亲想拔刀与敌人最后一拼，可他连这点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他抓到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屋里有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上下打量一下父亲，问道：“在部队干啥的”，“烧饭的”。看着眼前这个身穿满是血污和泥土的破烂不堪衣服人，突围的武器只是一把大刀，敌人相信了。于是没再问什么，把父亲临时关押到附近的一间里茅草房里。房里已经关押几名被俘的同志。父亲向他们打听情况，一打听才知道今天已是15号了，还听说发生了派人去和谈，被抓扣的事情。敌人后来又陆续抓到二、三十个突围的同志，看到许多同志被俘感到很难过，尤其是听到他们讲述突围的经过，更是对后来无组织的分散突围做法不满。

午后敌人押送他们转移，这时他已做好途中寻机逃脱的准备：查看了一下伤口，没有发炎，看来这种草竟然还有消炎的功效，他重新包扎好伤口，其他同志帮他把扣在伤口上的碗捆捆结实，又找了绑带替他把腿绑好。

在押送的途中，父亲有意落在后面，乘敌人不备逃脱。可能敌人认为只是逃走了一个负重伤的伙夫，没太在意，也没进行搜捕。

父亲沿着山沟艰难的前行，他坚信一定能找到自己的部队。黄昏前遇到突围被打散的团政委黄火星等同志，他们一行大约有100多人，傍晚时分来到章家渡附近的一个小村，准备趁夜渡过舒溪(即青弋江)。父亲清楚的记得当地一个农民把家里的几个晒干的葫芦（切开可做水瓢）全绑在他身上，防止他因伤而溺水。父亲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渡过冰冷刺骨的舒溪，他们先过舒溪的20多人未被敌人发现，后面的同志被敌人发现，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又牺牲了许多同志，渡过舒溪后，他们日宿夜行，于18日晚抵达繁昌江边的油坊嘴，渡江时由地方党组织安排小船过江到达无为。20日到达巢南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是首批突围到达人员。父亲随后又被送到盐城军部（重建后军部）医院进行治疗了3个月才痊愈。紧接着又继续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斗争洪流中去了。

右三为张明同志

第一排左边第一位是张明同志

老三团二营一直坚守阵地到13号下午，3时左右，纵队分成两路开始突围。二营编在右路，六连走在右路部队最前列突围。傍晚，部队向香炉山东侧四川军新七师的防线上冲了过去。可刚一下山，就遭敌五十二师轻重机枪的封锁，右路突围部队被打散。由于六连突围前有了较严密的组织，所以突围时的23人还能跟在一起插入敌人纵深。经过八昼夜的血战，在无为县朱家墩子和叶家边埂与江北指挥部派出的同志接头，六连连长肖恒辉、指导员阮文炳等22人胜利突围（其中2名当地战士脱离队伍回家）。副营长（兼营政委）罗爱民及五连10余位同志也突出重围，四连政治指导员罗兰洲、一排排长江胜武等20余位同志成功突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着辉煌，新四军老三团二营全体将士赤丹忠心、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将永载我军史册。

张明同志简历

张明原名张振友， 1906年11月17日出生在河南省邓州市构林古村。早年父母双亡，十四、五岁时到舅父俞占富家，俞不久病故，1926年底去西北军当兵，时值冯玉祥易帜，部队为北伐第26路军。

1931年11月时任班长，在江西宁都县参加26路军暴动起义，加入红军。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三十八师三团任班长。

1932年1月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3个月，校长为刘伯承，1月由刘平德介绍加入中共，同年二月转为正式党员。

1932年4月任红五军团三十八师三团一连排长，参加广东水口镇战斗，担任主攻。

1933年1月担任三十八师三团一连副连长，同年2月因在江西黄陂镇歼灭敌51师的战斗中表现勇敢，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受到团党委嘉奖（奖服装一套）。

1933年4月担任三十八师三团一连连长，参加江西会昌县战斗。

1933年6月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在红军后方医院治疗，同年9月担任后方医院管理员。

1934年2月任后方医院所长。在转移途中曾遇到毛委员。

1934年10月江西上山打游击，游击战中头部中弹负伤。

1937年7月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二营五连连长。

1939年9月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二营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