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日本知识人，到底应为近代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负怎样的责任？

积极的“满鲜支配论”是相对于消极的“满鲜经营论”而言的。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政府内部“满洲经营”的具体步骤和进度存在分歧。此时陆军主张“满蒙支配论”，而元老主张“满蒙经营论”。伊藤博文等元老注重与列强的协调，主张逐步稳妥地推进“大陆政策”，暂时推行“门户开放”以避免与欧美撕破脸；而以儿玉源太郎等为代步的激进派军人则不顾列强的反对，主张独吞中国东北的利权，拒不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伊藤博文

在1920年前后，稻叶目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断定中国必亡。他从中国内部社会生活的停滞、政治欲的缺乏、武力解决的艰难和南北方妥协的失败等几个角度论证，进而提出“有两种亡国方式：一种是为大亚细亚主义而牺牲；另一种是被（除日本外的）列强所吞并，开放全部领土变成世界的一大贸易场。朝鲜选择了前者，而比利时则选择了后者”，让中国政府在“临终前留下遗言”以做好“亡国的准备”。

孙中山

当时中国人也意识到国家危亡的迫近，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来挽救国家。到1920年代，许多人以革命之名行倾轧之实，加之列强环伺，内忧外患，因此稻叶岩吉并不看好中国的革命。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分裂倾向严重，向心力不足；百姓愚昧无知，民权不张；而民生凋敝，发展经济不免导致“共匪”泛滥，“三民”均不可行，中国应该仿效日本实行“复古的维新”。

“七·七”事变后，稻叶岩吉开始提出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都是在“外族”统治下的时代，外族的统治是中国的“防腐剂”。一方面，强盛的汉唐时期是由于有强盛的匈奴和突厥等外族的存在；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认为，中国历史的极盛时期是康熙时期，其强盛正是由外族统治造成的，而随着清中期以后绿营的兴起、汉族家族制度的普及和满清贵族的汉化，清朝逐步开始衰亡。这种“清朝汉化衰亡论”与上述的“朝鲜社会停滞论”都将近代中国和朝鲜社会停滞的原因归于“汉化”（尤其是对性理学的受容），是此后东亚社会普遍出现的“去中国化思潮”之滥觞。

七七事变

日本学界很早就倾向于论证“满洲”独立发展、强化中国东北与中原王朝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在伪满洲国政权建立后尤其明显。当时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历史上建国于满洲者甚多，若渤海，若辽、金、清，均以独立之国家与中国本部抗衡；以强劲之民族，与中国民族相折冲；以卓著之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交换。”稻叶岩吉在其早年的《满洲发达史》中就持类似观点，晚年撰写的《满洲国史通论》中更明确表明“今天满洲国境内的诸古民族虽多多少少有些差别，但大体仍属同一民族，与中原的汉族判然相别”，以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是“独立发展”的。

（郑毅、李少鹏：《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本文刊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