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的四月的一天，雍正发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长篇谕旨，为自己的山东巡抚大员抱不平：“近闻外间议论，有谓塞愣额署山东巡抚事物精明严苛者，既加以精明之誉，复加以严苛之讥，此皆由于塞愣额莅位以来，实心办理数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语。”《雍正谕旨》

雍正影视形象

这篇上谕显然不光是为山东巡抚站台，更是雍正继位五年来，外界对其舆论诽谤的一次集中回应。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严苛，还列举了李卫在清查李维钧家产，涉及其婢妾时，雍正批评李卫不识大体，不讲究忠厚，以此表明雍正为政只对事不对人的公允原则。雍正一系列的内政整顿，引发了既得利益的强烈不满，于是被这些人形容为严苛、残暴，雍正特意强调精明二字，以此表明，正因为自己精明不受任何人的欺骗，严苛起来就让许多人接受不了，至于这些受罚者实在发泄个人私怨，他们其实是罪有应得。

从性格上来看，雍正相当在乎外人对其名声的评价，在此之前，在决定数次的重大案件时，雍正也是相当慎重谨慎，无论办理年羹尧和隆科多案件，基本都能做到有据可依，此前对年羹尧的警告劝诫也着实煞费苦心，告诫他功臣绝不走向绝路的三条原则：“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雍正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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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康熙八阿哥允禩时，雍正还不忘强调：“朕自即位以来，凡遇政事，廉亲王百端阻挠，必欲坏朕声名。”此后在处理其家族内部事件时，雍正最大的担心也是“声名”二字，认为这些政治集团不光有能力影响证据，而且有着相当大的舆论能力。

在纠正康熙晚年的弊端后，雍正集中精力开启了严猛的理政措施，全面抛弃康熙晚年时的“宽仁之政”，一个个巨大的变革方案如疾风暴雨式猛烈推进，触动的不止是犯法或是被认为犯法者的个人利益。如士民一体当差，就触犯了一直自以贵族自居的利益，是非常庞大的群体反对，最终造成了河南发生大面积罢考事件。关于耗羡归功制度，有钱人就非常不满意。所以，在最早实行的山西，巡抚诺珉，布政使高成龄在执行时均遭到庞大势力的极力阻挠，甚至山西出身的京官对此制度也极为不满，纷纷上书对雍正表达明确反对的态度。

除此之外，雍正曾敏锐地之处，赏赐八旗幼丁，他们挥霍之后又会抱怨，在清查贪官家产和追赃抄家时，甚至令其子孙、亲戚帮助赔偿，穷追猛打，这与早已习惯康熙时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相径庭，对雍正的严厉政策自然感到不满，最后当这些力量集中散布舆论谣言时，雍正确实感受到了强大的“声名”上的压力。

这种压力，在震撼的“曾静”案后，雍正对与积压多年心底的委屈终于全面爆发，但是令帝国所有人震惊的是，他没有大开杀戒，而是来了一个“出奇料理”，出版了自己的《大义觉迷录》对社会上种种诽谤进行一一回应，包括其登基以来最大敏感的“篡位”、“弑母”、“杀弟”等等谣言。大臣鄂尔泰首先对雍正奏折中进行表态说：“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诬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鄂尔泰认为，这些流言蜚语皆是由宫中传出。雍正在朱批中回应说：“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为朕放心，此后不必愤懑，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雍正朱批》

《大义觉迷录》

在诸臣极力主张杀掉曾静和毁掉“逆书”时，雍正亲自对怡亲王和诸王大臣进行解释：“宽宥曾静，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也，于臣工无关也。”最后让曾静亲自进行自己批判，并替雍正宣讲《大义觉迷录》以此诛其心。雍正并非常自信地说：“帝皞即位，三年毁之，三年誉之”，这时候，雍正希望以巨大勇气对所有攻击他的的言论一一驳倒，使得流言不攻自破。正因为雍正在十三年内，开启清朝一系列重大变革措施，是承前启后者，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杰出政治家，如其自诩“朕非庸懦无能主”，“朕就是这样汉子”一般，其个性敢爱敢恨，做事雷厉风行，都让他成了清朝最具争议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