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岳阳楼成就了《岳阳楼记》，倒不如说是《岳阳楼记》成就了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其华美精练的文字，抑扬顿挫的韵律，跌宕雄浑的气势，把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的“巴陵胜状”表现得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并成为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瑰宝而流传千古。正如郁达夫先生《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诗所言：“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巍峨的岳阳楼享誉中外，名震古今。

史书上没有范仲淹游历岳阳楼的记载。查阅《范仲淹全集》，唯一记载了他与岳阳比较接近的生活地是在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贫无所依，母亲谢氏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宋初，朱文翰担任过短期的安乡县令，范仲淹随父侍读，在安乡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并留下了“书台夜雨”的读书佳话。

然而，作为现建制隶属常德市的安乡，与位于现岳阳市城西的岳阳楼隔湖相望，陆路交通遥远、曲折、坎坷，而洞庭湖又烟波浩淼巨浪滔天，以当时的骡马帆船，来回十分艰险，岳阳楼恐怕也只能遗憾地与范仲淹这文坛巨子失之交臂。不过，安乡正位于洞庭一角，历来衷情山水的范仲淹，常常流连于洞庭湖畔，在湖风涛声里读书和思考倒是十分可能。“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里，霏霏霪雨以及春和景明的湖光山色，在他脑海里俯拾即是，随手拈来。因此，通篇《岳阳楼记》，除了浩渺多姿的洞庭湖景，我们看不到岳阳楼的结构和色彩，远近和高低。

岳阳楼相传为东汉建安时期，东吴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军楼。唐代张说官岳州（今湖南岳阳市）时，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宋代以前，虽然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曾在这里留下过诗篇，但因缺少扛鼎之作，岳阳楼名轻声微。直到《岳阳楼记》横空出世，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和拔地而起的岳阳楼，才以其奔腾不绝的气势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进入士大夫视野，他们争相传阅，岳阳楼从此声名鹊起，天下闻名。

但是，范仲淹为何能在一篇短短三百余字的楼记中，写出了如此厚重的上忧邦国、下忧黎元的华章，而且声情并茂，传唱不衰呢？结合范仲淹当时所参与的政治生活，细细考究他在北宋政坛的升降浮沉，会发现最直接的灵感触发点是因为他领导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没有“庆历新政”，就没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入仕的时候，宋王朝已历经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因循苟且，承平累日，特别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国家进入了矛盾和斗争的激化期，而以宋仁宗赵祯为首的统治阶层，在官吏们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奢糜浪费，亲小远贤，横征暴敛，无视军备，导致了北宋中叶 “积贫积弱”的局面。北方虽然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但辽军依然兵不卸甲，虎视眈眈；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侵略不断；国内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官者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赵祯时期的宋王朝，犹如一条庞大的帆船，经过多年的航行奔波，越来越显示出臃肿和破败的光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土崩瓦解的可能，非“大修”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赵祯火速将范仲淹、韩琦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城，同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拔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赵祯开天章阁，在案几上摆上笔墨纸砚，督促范仲淹、富弼就朝廷当务之急无须顾忌地条对，对除弊革新决心很大信心很足的样子。

范仲淹是历史上德才和器识兼备的能臣，对宋王朝“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答手诏条陈十事》）的积弊了然于胸，而且象当时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一样，对现实夙夜忧虑，深感不安。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对时局的症断犹如良医，出手即知脉理病情，并迅速开出了数剂良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有的是使民休养，如厚农桑、减徭役；有的是固边强兵，如修武备；有的是革新吏治，如明黜陟、择官长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当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区逐步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和皇族的既得利益，改革各项措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上下内外的夹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改革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受到了反对派的攻击，随后多次被贬，庆历五年底，他又贬官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庆历六年九月，岳州知州滕子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求援信，请范仲淹为刚修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附一《洞庭晚秋图》。于是，一篇《岳阳楼记》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