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又讲道：『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你也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了，也知道要精减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官员的数量减少了，官员又不能够竭尽全力、竭忠尽智，那就会显得事情繁多而职位短缺。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就是要让他们“尽其力”，竭尽全力地、负责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致于显得缺少人手。

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思考问题他是非常地缜密。换一句话说，在古人看来，提高官员的俸禄对于廉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高薪并不必然导致养廉的效果，如果没有道德教育，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的反面。

譬如说在《群书治要．文子》中就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提高官员俸禄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因为虽然官员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如果官员的贪心很重，他的欲望没有止境，也不知道节省财力物力、勤俭持家、勤俭治国，那么即使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之人，结果仍然会为人民、为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当然也会为官员自身招致灾祸。

所以要实现高薪养廉，既要精减职位，还要重视官德教育，使官员明白怎么样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富贵的道理。譬如说在《周易》中就说：“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君子要培养起俭这个德行，因为欲壑难填，欲是深渊，人的欲望一打开，贪财贪色、贪名贪利，没有止境，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所以不能够贪得无厌，不能够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

在《孝经》上也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在官位上身处高位，但是没有骄满的表现，这样你虽然身处高位，也没有被颠覆的危险；虽然自己很富裕，但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法度，谨小慎微，这样也不会有入不敷出的危险。一个人身处高位，而没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样才能够长久地保持高贵的地位；一个人虽然很富裕，但是还能够勤俭持家，这样才能够长久地守住富裕。

在《群书治要．中论》中也说：“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这个“机”、“杼”都是形容，这个是古代人织布的工具。我们有权有势，目的是干什么的？不是贪图享乐、以权谋私的工具，而是应该把职位和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这样才能够避免身败名裂，或者说富不超过三代的悲剧。

这些论述都是告诉我们，高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必然实现廉洁的效果，还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除了我们以上所讲到的，其实除了给官员进行道德教育、官德修养之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条件。譬如说，君主、君王他必须修明道义、尊贤使能。如果我们只是让手下的官员、臣子去接受道德教育，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不去奉行，这就成了愚民政策，是不可能收到效果的。

在古人看来，真正的贤德之人，譬如说颜回、诸葛亮、文天祥等等，他们不会徒慕高名厚禄而来。你要招致这样的贤者，用人之君就必须首先有道德、讲礼义，这也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是个有德行的人，我们才能够感召志同道合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共同治理国家。

在《群书治要·三略》中也有这样的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志向高洁，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得到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就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怎么样招致这样的人？

“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首先看一看这个人的志向，然后采用适当的方式来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的、道德很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礼义，对士人表现出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招致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自己也要修明道义。

“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贤士才能够被招来，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这就是《周易》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有同样气质的人，自然会感召到一起，成为君臣、成为朋友等等。除此之外，要达到清廉的目的，还要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

在《傅子》上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中国古人他设立这些制度，都特别地符合人情。

人情是什么？你看《论语》上孔老夫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哪一个人不希求富贵的地位？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如何引导着人们正确地追求富贵的地位？

《傅子》中就说道，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给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该做到无德的不授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就是这个人没有德行，就不给他一定的领导的位置；如果这个人对国家没有建功立业，就不给他工资、奖金。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就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绩接受厚重的俸禄，更何况无德无功的人，他们怎么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

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立，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怎么样选择？怎么样用人？那就是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而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所以你看，这样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一确立，就保证了什么？就保证了那个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领导的位置。

为了保证把有德有能的人选拔出来，你看，我们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就是这个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后补，由国家来培养。因为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他就会忠于领导、忠于国家；一个人廉洁，就没有贪心，不敢妄取钱财、以权谋私。这两个标准是选拔官员最起码、最重要、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举荐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关系近的人，或者给他贿赂的人举荐出来，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傅子》上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

如果一个官员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一定对这个举荐者给以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这个官员手下有人才，他却不举荐，因为嫉贤妒能把人才埋没了，一经发现，这个官员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当然，如果这个官员所举荐的人做了祸国殃民的事，这个举荐者也连带受到相应的处罚，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行了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才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领导位置上。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他对一件事情的考虑，思考得非常缜密，他不是以偏概全。譬如说，高薪养廉是不是必要？他告诉你是必要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不是你只要实行了高薪，就一定能够达到养廉的目的，而必须还要具备其他的条件，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些制度紧密地配合，最后才共同起到了反腐倡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