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术,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作为俗文化的一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主要是学文化的精髓,并作了解释和多方面的发挥、发展,从而使其扎根于汉民族的心灵深。算命术是命理学家对传统文化、命理、民众心理综合运用而形成的一种术数方法。

一个中国人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他的父辈就会告诉他关于的知识,并且神情严肃地说他的一生将由命运主宰。这个人因此获知可以预知自己前程的吉凶。于是,算命术就这样获得了强大的生命传承下去。而且由于人们思维的精密和推算经验的日益丰富,算命术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在日后又越来越复杂,以致于只有那职业算命家才能掌握。

由于人们在实际活中非常关心自己的命运加上占主导地位的天命意识的熏陶,人们认定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生死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经商营利等,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的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力量,这种就是命运。由于算命术被认为能预示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还可以帮助人趋吉避这样的情况下,相信算命术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自古以来,上自帝王自贩夫走卒,无不趋之若鹜。那些职业算命家有如传教士一样,在关于命运的思想,因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古代似乎还没一种思想能象算命术那样普及和深入人心。

但与此相反,自古以来也不少明达之士对算命本提出了质疑、批判,甚至全面的否定。一个人如连命运都不承认,那么就不要奢望他去相信算命术。墨子似乎就反对信运。墨子说:“王公大人,蒉若(意即假如)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失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绩织维矣《墨子·非命》。意思是如果天下的人都相信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运命,那么个人可以不必去勤奋努力,只须静侯吉福降临了;王贵族必然会倦怠治理政务,农夫、妇女必然得不耕种、织布,结果就会导“天下必乱矣”。

大诗人屈原也在《天问》中疑地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意即命运之神如此颠三倒四没个准头,又怎么能够惩罚邪恶、护佑良善呢?至于唐代吕才、宋代费衮、清代袁枚等人皆能洞悉其谬;近代学者算命术的分析批判就更加全面而激烈了。我国大陆解放以来,算命被定为封建迷信,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及科学人生观的教育下,对算命的迷信色彩有了逐步的认识,觉悟提高后,对算命这一套也就持批判的态度了,靠算命混饭吃的人也曾消失过一阵子。

但就总的情况来说,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命运的群众不在少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意识的增强,人们祈求富贵,趋吉避凶的愿望更加强烈,求卜问卦,风水算命也就因此由冷落而再度盛行起来了算命术为什么在芸芸众生的心灵中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从前,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面对诸多的困难和前景的不可捉摸,固然会相信命运的存在,但到今天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台湾、香港相信命术的人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有命运吗?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精华和糟粕,一般的情况都是二者混合杂糅一而二,二而一,只不过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这应该是我们审视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如果中国的算命术尽是糟粕,全是胡说八道,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民间长盛不衰;如果说中国的算命术是一门科学,是未来预测学,但许多问题它无法预言或预测并不准确,这又如何解释呢?当然,就像今天的科学无法对气功作出合理的解释一样,命运,算命术之中还有我们目前无法把握的规律或然性。算命术是否含有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和总结的“合理内核”呢?答案是肯定的。

算命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叫做命理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诚然它既有秉承传统文化精粹的一面,又有迷信的色彩,因此研究命理就可以逐步揭开长期以来覆盖在算命术上的神秘面纱,披沙拣金,算命术的合理性就会呈现出来。此外,算命术还是中国民俗和社会心态的最充分的反映算命家首先掌握的应是攻心术,只有侦破人们的心理祈求,才能在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推演中把人们导向一个理想的彼岸,只有这样算命术才有市,职业算命家的饭碗才可以永保无虞。例如中国人一向有强烈的“当官”识,“学而优则仕”一向是读书人的人生追求,也是古代中国人的共同心。

一般百姓升官无门,但黄梁美梦世代延续,回味无穷。有官则贵,这种命理中就是贵为第一好命。世人祈求的最高的好命。中国古代社会升官就会发财,对财的追求官不得而无奈为之,等到家财丰盈,也常常要拿,因此虽然有财是第二好命,但官运享通、财源广进成为一生的最高追求。试想有官而无财,能是第一好命有这样丰富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与研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中国民俗风情的改良等,将大有裨益。一中国算命术的发展兴盛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芸芸众生对命运承认以及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有力的手能够摆布自己的一运,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命,即生命性命;二是运,即运气。生命有,运气有盛衰穷通。命更多自然性先天性,即所具有或可能具寿命状况及趋势;运更多指社会性或后天性,即人生经历的种种。命运包括富贵贫贱、祸福吉凶等趋向。因此,命运就是指贱的状况或祸福吉凶、盛衰兴废、穷通进退、荣辱忧吉等趋势。为“天”能授命于人,因此所谓命运就是天命。早在殷周时期”就被镌刻在神鼎上,深嵌在先民的心中。后来,世代尊奉的儒子,也是位信命的老夫子。他早年周游列国,到处推行自己的政治干一番仁政事业,结果却风仆仆,穷困不通。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孔到命运之神是这样无情地捉弄人,于是年过半百以后发生了“五十而知天命”的感叹。此外,他和弟子还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这无非是说,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对一个人来“知命”不可,否则就不够做“君子”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安分守已,服从老天爷的安排。而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强求,希望侥幸能得个好结果。孔子的天命思想,在后来的发展。

《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好者说,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竟干了,这就是运。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尧舜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他们的儿子不能得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禹为相的时间又短,所以启能得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从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天和命,实质上是一致的到了汉代,儒家学说风行天下,天命观就更加深入人心了。董仲舒、扬雄等人的《淮南子》、《白虎通》诸书,无一不是无命观的信奉者和宣扬者甚至连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对于命运的观念也深信不疑,王充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他还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贵贱在命,不在智愚”。

《论衡·命禄》至此,试对命运问题作个小结:命是先天造就的可能性,运是后天可能碰运气到的机遇;人要相信命运,但不要屈服命运,因为个人奋斗往往能改变命运古人既然信奉命运,自然就要殚精竭虑地设计出种种预测命运的方法,以便能趋吉避凶,把握命运。这样,算命术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算命术多种多样,如西汉时就有巫蛊、择日,禁忌、符应、望气、卜相、杂祀、星占等。大抵在汉代发展起一种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为基础配合年月时日的算命术。这种算命术经魏晋南北朝的流行发挥,到唐代始告确立。唐人李虚中是八字算命术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官至殿中侍御史,平时则精研阴阳五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千支来推定这个人一生的贵贱寿天、吉凶祸福,并且“百不失一”。李虚中算命较准,在当时可谓声名远扬,后人把他称为八字推命的开山祖师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干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经过五代末宋代初术数大家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八字推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徐子平在算命术上的最大贡献,是把李虚中推算年、月、日千支的方法,进一步演进为年、月、日、时同时预测的“四柱法所谓“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柱者,元素也。)这样,每一柱,天干一字,地支一字,共两个字,四柱天干地支加起来的总数就是“八字”。然后再按照这八个中所蕴含着的阴阳五行进行演算,就可推知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致情况了。人们为了纪念他所做的重要贡献,把八字推命法称为“子平术”。宋代徐升根据徐子平的命理研究的成果,蓁辑出《渊海子平》一书,这是八字推命史上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渊海子平》共五卷,一、二卷论命理、神煞和命式格局,三卷论六亲、女命,四卷论人鉴及十二月建候,五卷为诗诀,内容可称大全,叙述简明实用,因此至今仍在港台地区广为流行,大陆的地摊书肆也时有坊间私刻本。从理论上来说此书还比较粗略,如卷一《论十二支相刑》:“寅刑已、已刑申、申刑寅为恃势之刑,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为无恩之刑,子刑卯、卵刑子为无礼之刑,辰午酉亥为自刑之刑。”刑就是彼此碍,不协调的意思。十二支内部相刑,但为什么又有恃势、无思、无礼、刑的区别呢?作者从筒便实用的角度出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在编排上也比较混乱,如《论起大运法》和《论大运》二篇关系密切,却分别在一卷和三卷,一至三卷既有命理,又有神熟、格局等。但总的来说,《渊海子平》还是一本值得重视的著作。它的成书以及广泛流行,对八字推命的播普及都起过重要作用,后世关于八字推命的著作无非是此书的扩编与完善罢了。

时至今日时代变迁许多古代的术数要领也几近失传，有缘之人也是口传心教，市面上也是多出所谓新派命理让人应接不暇，其实研究命理只需研究通透古人所留下的著作就已经实属不易，又何谈创新改正《渊海子平》作为一本重要的著作其内还是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