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一个民国时期北京人的小账本,非常有意思,别看这只是区区1年的无名氏账本,我们却能从中看到大量民国北京的生活史信息。
这种观察历史的方式,也可以叫做“历史的切片”。因为历史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东西,而在演进的过程中,官方的大部头不得不损失很多碎片和细节。这些被遗失的东西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回归并发生作用,那对我们研究地方生活史必然是极有帮助的。
根据账本的主人的相关记录,他就生活在安定门分司厅胡同这一带,所以账本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细节应该都发生在这片儿。
先看开篇儿第一页。首先咱得确定一下这是哪一年,账本主人用阿拉伯数字写了34年6月25日,这个习惯按说是当时民国时期的进步人士才有的,也就是说理论上他写的应该是公元纪年。
但是,从账本后面的庞大金额来看,这又明显是法币系统下物价暴涨的状态,按照法币在民国不同时期的价值,这明显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的物价。——也就是民国34年,公元1945年6月25日。
记账的这位同志,肯定是个文化人,字迹工整,用词也讲究,如“俸给”、“晚膳”等词,都体现了他的身份。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会写日语,6月29日,他提到自己在外余十一个“麥の秋タバコ”(麦秋香烟),这几个日文明显不是照样画的,而是真的会写。由此可见,此人可能是在日伪掌控下的政府部门工作的。
民国34年11月26日,此时日本已经投降。《中国通货膨胀史》中曾经记载,说“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个鸡蛋”,账本中不过买了个烧饼牛肉(估计是牛肉火烧),就花了300块,这物价……
物价太高就得卖家底了,所以此人卖了条东亚特产的吉金牌卷烟,但这条烟只卖得了6500,也就只能再吃20顿烧饼牛肉。
再就是,这账本主人到底是文化人,物价虽高,报纸还是要坚持看的,于是他买了一份《世界日报》。
民国时期的《世界日报》是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创刊的。创办人叫成舍我,张恨水曾担任过执行总编辑。报纸内容以军事、政治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一度销量很高。1937年此报停刊,1945年11月20日复刊,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
这个时间节点也体现在了账本中,到11月20日这一天之前,账本都没有出现过购买《世界日报》的记录。
日本投降后,这个很可能在日伪政府工作的人就再也没写到过“俸给”,反而每天都会出现“昨日移来”四个字,再仔细看看他的记录,你就会发现,他肯定是丢了“编制”之后,去练摊儿当个体户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字迹也越来越随便了……)
比如1945年11月30日这天的账本,他提到自己“今早售菸(烟)马克力等”,入账24000,这个“马克力”,应该是一种韩国传统米酒“马格利酒”的变称,如果我猜的没错,那这哥们儿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烟酒专卖店小老板儿,或者早些年倒卖烟酒的二道贩子。
还有几个细节,比如他出摊儿前的早饭是“烧饼果子”,不知道来没来碗稀粥?
而且估计是法币太混乱,他们似乎可以用烟直接抵账。比如账本中出现了给大姑父“鸵鸟烟”5条,还有给于先生的“共荣烟”。这“共荣烟”是日本人生产的,“大东亚共荣”的意思,1945年战败后停产,账本主人手里头竟然还有,这得算是绝版烟了吧?
看看当时日用品的物价水平,肥皂12块1150,真够狠的。(请大家记着他买的“大花生”,看到后面你就会知道他到底多喜欢吃花生……)
不过这家子人这时候还算顶得住,毕竟还有闲钱买书桌呢……
有一条记录写到“车资”,路程是“从六条至家”,从账本里的其他信息我能看出这人家住安定门附近,所以这个六条,说的估计是东四六条。
这一天吃的买了挺多,什么馄饨、葡萄、豆腐脑、切糕、豆腐干、豆泡、茶叶、猪肉、炸麻花……看来是头一天的收入不错。
右上方写着“晚赴腊库”,指的应该是东城区景山公园那边的腊库胡同,这条胡同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在这里设“蜡库衙门”而得名,不过咱就不知道他去那儿的目的是什么了(难道去卖烟)。
又是丰收的一天,买了豆腐、酸菜、马蹄(荸荠)、酥鱼冻、羊肉、豆腐干、大花生、烧酒、香油、酱油、茶叶……
这个帐本里提到过很多次“支母用、支父用、支儿子、支英用(应该是妻子)”,感觉一家子的开销都顶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这天除了大花生,还另外买了点炸丸子。
账本主人每天早上去市场卖烟,因此记有“晨赴小市”。“小市”卖的都是零七八碎,开市分早晚,早上的那就是所谓“晓市”。这是打清朝传下来的商业形式,《清稗类钞》记载:“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
安定门城墙根过去就有小市,我估摸着这一位就是去那儿做生意的。
“午后赴南市”,过去老北京是崇文门外有东小市,宣武门外有西小市,东、西小市又合称南市,这里按照路途远近,去的肯定是崇文门外。
这一天除了惯例买大花生,还多了咱们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豆汁儿——60块钱一份。
如果说前面的账本剧情还算是一个温馨家庭的正常运转,那后面开始就要急转直下了。
1945年12月底,账本主人的妻子生病了。
这时候可能账本主人自己还没太在意,该干什么干什么,还去了一家叫广盛德的面铺取面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从这时候开始,账本上的收入大幅缩水,和之前几万的流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到了1946年1月,更穷了,一天收入只有1830,所以什么都不敢买了。唯独花生不能断,买不起大花生也得买空花生。
这个空花生啊,估计就是以前老北京的半空花生的一种,顾名思义就是卖的花生全是半空的或一个豆的,属于花生里的残次品。残次品么,当然就便宜,能多买点儿回家。不知道这算不算另类的“半空多给”?
帐本里还提到了自来水票,在自来水公司出现之前,北京人都是喝井水的。清末的时候有了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可以凭票论桶换水。
大多数人过去是从公用龙头买水后,自己挑回家去,对于无力挑水的人,自来水公司还能送水上门,就是比自取的贵点儿。直到解放以前,北京市民家里一般都有一口大水缸,就是用来存放自来水的。到了二十世纪末,北京内城才把自来水龙头接进每家每户,结束了全胡同排队等一个公共水龙头的历史。
1946年1月16日这一天,现金是只进账了290块钱,剩下的“收入”是实物,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别人拿来抵账用的。
花生还能再坚挺着买点,也真是不容易,让我想起汪曾祺在《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咱给它改改,搁在这儿也合适:“街上还卖不卖花生?有花生就行!”
这是过春节了,账本主人还自己祝自己“正月初百吉”呢。估计是囤年货的多,收入好了些。但是逢年过节的礼节性开销可不少,这一下压岁钱就给出去了2500……之后初二到初五他都在到处串门拜年,给出去的礼金跟流水一样,看得我都肉痛。
正月还没出,账本主人病倒了。
妻子的病情似乎也加重了,老公公估计心疼儿媳妇,主动掏钱给她取抓药看病。
这之后账本主人的妻子看病就成了日常,不光是妻子,账本主人的父母后来也病了,而他自己似乎也有手疾,但他一直拖延着没有去治。家里收入没了,都是病人,所以也不再买东西,弄了两件棉衣还是去他二娘家拿的。
这是账本的最后一页,时间是1946年2月最后一天,账本的主人突然不再记录任何信息。
这一天离北平解放,还有整整3年。
我们不知道这之后这家子人发生了什么,病好了没有,生意恢复了没有,大花生又吃上没有。
希望他们能够一家人互相扶持,坚持到共和国成立,北平重新变成北京的那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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