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一个民国时期北京人的小账本，非常有意思，别看这只是区区1年的无名氏账本，我们却能从中看到大量民国北京的生活史信息。

这种观察历史的方式，也可以叫做“历史的切片”。因为历史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东西，而在演进的过程中，官方的大部头不得不损失很多碎片和细节。这些被遗失的东西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回归并发生作用，那对我们研究地方生活史必然是极有帮助的。

根据账本的主人的相关记录，他就生活在安定门分司厅胡同这一带，所以账本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细节应该都发生在这片儿。

先看开篇儿第一页。首先咱得确定一下这是哪一年，账本主人用阿拉伯数字写了34年6月25日，这个习惯按说是当时民国时期的进步人士才有的，也就是说理论上他写的应该是公元纪年。

但是，从账本后面的庞大金额来看，这又明显是法币系统下物价暴涨的状态，按照法币在民国不同时期的价值，这明显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的物价。——也就是民国34年，公元1945年6月25日。

记账的这位同志，肯定是个文化人，字迹工整，用词也讲究，如“俸给”、“晚膳”等词，都体现了他的身份。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会写日语，6月29日，他提到自己在外余十一个“麥の秋タバコ”（麦秋香烟），这几个日文明显不是照样画的，而是真的会写。由此可见，此人可能是在日伪掌控下的政府部门工作的。

民国34年11月26日，此时日本已经投降。《中国通货膨胀史》中曾经记载，说“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个鸡蛋”，账本中不过买了个烧饼牛肉（估计是牛肉火烧），就花了300块，这物价……

物价太高就得卖家底了，所以此人卖了条东亚特产的吉金牌卷烟，但这条烟只卖得了6500，也就只能再吃20顿烧饼牛肉。

再就是，这账本主人到底是文化人，物价虽高，报纸还是要坚持看的，于是他买了一份《世界日报》。

民国时期的《世界日报》是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创刊的。创办人叫成舍我，张恨水曾担任过执行总编辑。报纸内容以军事、政治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一度销量很高。1937年此报停刊，1945年11月20日复刊，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

这个时间节点也体现在了账本中，到11月20日这一天之前，账本都没有出现过购买《世界日报》的记录。

日本投降后，这个很可能在日伪政府工作的人就再也没写到过“俸给”，反而每天都会出现“昨日移来”四个字，再仔细看看他的记录，你就会发现，他肯定是丢了“编制”之后，去练摊儿当个体户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字迹也越来越随便了……）

比如1945年11月30日这天的账本，他提到自己“今早售菸（烟）马克力等”，入账24000，这个“马克力”，应该是一种韩国传统米酒“马格利酒”的变称，如果我猜的没错，那这哥们儿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烟酒专卖店小老板儿，或者早些年倒卖烟酒的二道贩子。

还有几个细节，比如他出摊儿前的早饭是“烧饼果子”，不知道来没来碗稀粥？

而且估计是法币太混乱，他们似乎可以用烟直接抵账。比如账本中出现了给大姑父“鸵鸟烟”5条，还有给于先生的“共荣烟”。这“共荣烟”是日本人生产的，“大东亚共荣”的意思，1945年战败后停产，账本主人手里头竟然还有，这得算是绝版烟了吧？

看看当时日用品的物价水平，肥皂12块1150，真够狠的。（请大家记着他买的“大花生”，看到后面你就会知道他到底多喜欢吃花生……）

不过这家子人这时候还算顶得住，毕竟还有闲钱买书桌呢……

有一条记录写到“车资”，路程是“从六条至家”，从账本里的其他信息我能看出这人家住安定门附近，所以这个六条，说的估计是东四六条。

这一天吃的买了挺多，什么馄饨、葡萄、豆腐脑、切糕、豆腐干、豆泡、茶叶、猪肉、炸麻花……看来是头一天的收入不错。

右上方写着“晚赴腊库”，指的应该是东城区景山公园那边的腊库胡同，这条胡同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在这里设“蜡库衙门”而得名，不过咱就不知道他去那儿的目的是什么了（难道去卖烟）。

又是丰收的一天，买了豆腐、酸菜、马蹄（荸荠）、酥鱼冻、羊肉、豆腐干、大花生、烧酒、香油、酱油、茶叶……

这个帐本里提到过很多次“支母用、支父用、支儿子、支英用（应该是妻子）”，感觉一家子的开销都顶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这天除了大花生，还另外买了点炸丸子。

账本主人每天早上去市场卖烟，因此记有“晨赴小市”。“小市”卖的都是零七八碎，开市分早晚，早上的那就是所谓“晓市”。这是打清朝传下来的商业形式，《清稗类钞》记载：“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

安定门城墙根过去就有小市，我估摸着这一位就是去那儿做生意的。

“午后赴南市”，过去老北京是崇文门外有东小市，宣武门外有西小市，东、西小市又合称南市，这里按照路途远近，去的肯定是崇文门外。

这一天除了惯例买大花生，还多了咱们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豆汁儿——60块钱一份。

如果说前面的账本剧情还算是一个温馨家庭的正常运转，那后面开始就要急转直下了。

1945年12月底，账本主人的妻子生病了。

这时候可能账本主人自己还没太在意，该干什么干什么，还去了一家叫广盛德的面铺取面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从这时候开始，账本上的收入大幅缩水，和之前几万的流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到了1946年1月，更穷了，一天收入只有1830，所以什么都不敢买了。唯独花生不能断，买不起大花生也得买空花生。

这个空花生啊，估计就是以前老北京的半空花生的一种，顾名思义就是卖的花生全是半空的或一个豆的，属于花生里的残次品。残次品么，当然就便宜，能多买点儿回家。不知道这算不算另类的“半空多给”？

帐本里还提到了自来水票，在自来水公司出现之前，北京人都是喝井水的。清末的时候有了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可以凭票论桶换水。

大多数人过去是从公用龙头买水后，自己挑回家去，对于无力挑水的人，自来水公司还能送水上门，就是比自取的贵点儿。直到解放以前，北京市民家里一般都有一口大水缸，就是用来存放自来水的。到了二十世纪末，北京内城才把自来水龙头接进每家每户，结束了全胡同排队等一个公共水龙头的历史。

1946年1月16日这一天，现金是只进账了290块钱，剩下的“收入”是实物，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别人拿来抵账用的。

花生还能再坚挺着买点，也真是不容易，让我想起汪曾祺在《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咱给它改改，搁在这儿也合适：“街上还卖不卖花生？有花生就行！”

这是过春节了，账本主人还自己祝自己“正月初百吉”呢。估计是囤年货的多，收入好了些。但是逢年过节的礼节性开销可不少，这一下压岁钱就给出去了2500……之后初二到初五他都在到处串门拜年，给出去的礼金跟流水一样，看得我都肉痛。

正月还没出，账本主人病倒了。

妻子的病情似乎也加重了，老公公估计心疼儿媳妇，主动掏钱给她取抓药看病。

这之后账本主人的妻子看病就成了日常，不光是妻子，账本主人的父母后来也病了，而他自己似乎也有手疾，但他一直拖延着没有去治。家里收入没了，都是病人，所以也不再买东西，弄了两件棉衣还是去他二娘家拿的。

这是账本的最后一页，时间是1946年2月最后一天，账本的主人突然不再记录任何信息。

这一天离北平解放，还有整整3年。

我们不知道这之后这家子人发生了什么，病好了没有，生意恢复了没有，大花生又吃上没有。

希望他们能够一家人互相扶持，坚持到共和国成立，北平重新变成北京的那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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