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英明神武，集文治武功于一身，被誉为“千古一帝”，可谓千古流芳、万世景仰。

但是，金无足赤，世无完人。

李世民纵然光芒万丈，却也无法遮掩其背后的一个巨大污点——即发起玄武门事变，手足相残，诛兄斩弟，逼迫父亲让位。

后世史家论及李世民，要么选择性地对玄武门事变避而不谈，要么一语带过，或站在道德制高点强加指责李建成和李元吉昏庸无能，霸着茅坑不拉屎，不知进退，不懂得早早让位与李世民。

但也有例外，如宋代的范祖禹在《唐鉴》就说，尽管李建成昏庸无功，但毕竟是太子，李世民纵然高明有功，但只是藩王。礼教的规定是立嫡以长而非立嫡以功，所以李世民杀李建成是目无君父。

明情之际的王夫之干脆在《读通鉴论》中猛烈抨击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司马光为举世罕有的通史大家，在写《资治通鉴》时，没有漏过玄武门这一重大事件，也很清楚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非泛泛之辈，特别是李建成，其才干不在李世民之下。

所以，对于发生了玄武门事件，他只能深表遗憾。

当然，他也就如何规避该事件发生作出了种种分析，一方面，他认为立嫡以长是圣贤之道，但李世民功劳实在太大，大到了难于屈居别人之下；另一方面，李渊又没有智慧分辨两兄弟的贤愚；再一方面，李建成也没有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最主要的是，李世民没有节操抵制部下的怂恿夺权，终于造成了这场大祸。

对于司马光的议论，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不以为然地说：“司马光先生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像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加太平一样，这种话毫无意义。”

柏杨自己的观点是：“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

按照柏杨的说法，李世民兄弟之间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但问题是，能不能避免“亲兄弟面对面互相砍杀”的场面出现呢？

应该是可以的。

李渊曾尝试作出过努力。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载说，李建成曾召李世民夜宴饮酒。李世民忽然心肝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扶之还西宫。李渊知道后，一面责令李建成不可再召李世民夜饮，一面到秦王府探病。他猜测可能是李建成在酒中下毒，便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建成、李元吉却暗中商议说，“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由此，他们到李渊面前游说，说李世民身边的人多是山东人，“闻往格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

一来二去，李渊打消了让李世民迁往洛阳的念头。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李建成、李元吉的从中阻挠，李世民赴洛阳发展，玄武门事件就不会发生。

另外，李世民也有精心设计过另一件原本可以避免兄弟间面对面兵戎相见的阴谋，可惜被识破了。

玄武门事变前两年，即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李渊到长安以北宜君县仁智宫避暑，命李世民、李元吉随从，李建成留守京师。

在仁智宫没玩上两天，李建成东宫的办事人员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突然前来觐见，向李渊禀报了一件惊天大事：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正筹集军械谋反。

尔朱焕和桥公山说，李建成命他们俩带一副精致的盔甲给杨文干，要他趁皇上离京、他本人留守京城之机，抓紧行动，到时，表里相应，一定成功。

李渊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命人找其他借口召李建成前来见驾。

李建成大为恐惧，找谋士商议对策。

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他据京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却劝他贬损车服，趁快趁早去交待和解释清楚问题。

李建成最终听从了赵弘智的建议，选择去见李渊。

从长安到仁智宫大概有七百里路程，走还没到六十里，李建成便将所属官员，全部留在北魏毛鸿宾遗留下来的堡栅中，只带领十多个人骑马前往。

到了仁智宫，李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

李渊还是长怒不息，当晚，把李建成拘押起来，饲以麦饭，使殿中监陈福防守。

等头脑略为清醒，李渊感觉内有蹊跷，于是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杨文干，要他前来对质，以澄清疑点。

宇文颖到了庆州，把实际情况全部告之。

杨文干认为“君疑臣，臣必死”，索性举兵造反。

李渊先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垄和灵州都督杨师道起兵讨伐，但感觉得事情非可小可，必须动用能征惯战的李世民出马才能摆平。于是找李世民商议，要李世民亲自征剿。

李世民以退为进，说：“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

李渊连连摆手说：“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李世民于是答应出兵。

杨文干一开始势头很猛，于七月初一攻陷宁州，但七月初五日就被部下杀死了，前后时间只有四天。

李世民捉获了宇文颖，将他杀掉。

而在李世民出兵后，李元吉与嫔妃在内轮番替李建成求情，封德彝又在外替李渊分析事件的可疑之处。

高祖遂改变了初衷，只以李建成致使兄弟关系不和睦而责备他，放他回长安，仍为留守。拿李建成的部下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以及李世民的部下参军杜淹为替罪羊，将他们三人一并流放于雟州。

原为“太子谋反”的大事，就这样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但是，这真是一起“太子谋反”的大事吗？

唐朝有个叫刘餗的人写了本《隋唐嘉话》，里面出现了“人妄告东宫”之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句话。

的确，仔细分析一下，便知这件事的幕后操作者是李世民。

一、李建成身为太子，帝国未来的接班人，要说他暗中加害李世民或许有，但起兵造反，断不至于。

二、李建成送甲胄给杨文干是真，但也不过是要加强亲信的力量，以抗衡秦王势力而已。而且，单送一副盔甲，能说明什么问题？

三、从告密人尔朱焕和桥公山的表现看，他们绝非堪以托付造反大事的心腹，李建成何以派他们去办造反这类一等一机密的大事？

四、从杨文干的角度分析，造反大事，关系到九族生死，如果李建成约他起兵，绝不会只听来人用嘴巴传讯，必须书信印鉴为凭，才有可能铤而走险。

五、杨文干发动叛乱后，仅仅四天就兵败身死，完全不象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恰恰是临时决定、仓促举兵的反映。

六、如果李建成确系谋反，一定心虚不敢到李渊那里认罪，他能做的，只能是放手一搏，挣个鱼死网破。

所以，真相就是李世民暗中买通了尔朱焕和桥公山，从中策划，企图逼反杨文干、扳倒李建成。

实际上，他也差一点成功了——李渊答应立其为太子，封李建成为蜀王。

如果这件事真的成功了，也没有玄武门事件发生。

而从李渊后来的处理结果来看，他应该已经觉察到了是李世民在背后搞的鬼。

因此，他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并让其继续留守京城；没有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甚至没有封赏其平叛之功。

另外，还将太子党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党的杜淹一并流放，等于是对太子党和秦王党各打五十大板。

最重要的是，李世民对这处理结果也默然接受。

可见，刘餗所说的“人妄告东宫”里的“人”，就是李世民。

补一笔，后来李世民登位了，特别召令杜淹为御史大夫，并重赏黄金三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