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召开的四相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纲要》出于这样一种设想：“华北及华中的战局要扩大，而且因为眼看战局要旷日持久，所以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日本政府出于对苏联出兵的严重戒备，还是想“迅速结束”对中国耗费重兵的作战。至于如何“结束”，内阁的一致意见是：军事上以扩大战争规模的手段“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位于上海前线的日军将领们认为，东京大本营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与他们遭遇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上海作战关于中国军之抗战意志，与步兵之战斗力，一反三宅板（日本陆军省和军部都位于东京三宅板）以往之判断，其主要原因，为抗战意志坚定。中国军之步兵，遂在日军无情之炮击下，决不由阵地后退。中国步兵战术之要求为近接日军步兵战线，一旦接近日军步兵战线后，则可避免日军之陆、海、空综合火力，舍身进入死地，死里求生，可谓彼等之步兵战术。中国军之狙击，尤为彼等之特技，日军军官常为此等狙击之好目标。

置身于中国战场的日军将领，并不认为中国会“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加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于在华北及上海方面的十月攻势，南京的国民政府大概会有深刻的战败感，但是，这种战败感是否达到了挫伤抗战意志的程度，还有相当大的疑问”。

因此，必须在“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彻底感到战败了。这样还不足以使其放弃抗战的话，即在华北建立独立政权，加强此独立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另一方面空军攻击、海上封锁相辅进行，切断南京政权的粮道和财源，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迫使其求和”。

在华作战的日军将领与东京日军大本营在对侵华战争认识上的分歧，几乎贯穿于整个中日战争期间，对战争进程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