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风像总理”——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陈浩这样评价王幼平同志的一生。

1980年初，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评选优秀干部时，王幼平已经离任半年了，使馆同志仍然一致推选他为本馆优秀干部。

这年6月，外交部酝酿党的十二大代表时，有人选了王幼平。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于6月9日给党组织写信，表示放弃“被选举权”。理由是：“年已七十，正待机退出第一线，且已是五届人大代表。”可外交部的选举结果，王幼平获得百分之九十六的选票，名列第一。

1987年，外交部在选举党的十三大代表时，党员们再次一致选举已经“退居二线”、在家休息7年、已77岁的王幼平。

1992年春，外交部选举十四大代表，外交部的党员们又再次选举82岁高龄的王幼平作为代表，后因年龄关系作罢。

王幼平具有广泛的人脉，具有独特的魅力，巨大的亲和力，使他一下子就能与群众打成一片。

七任大使，每一次离任，馆员们都是洒泪告别。

他到河南南阳任职，任地委第二书记仅一年，华南局就发文件表彰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他学习。他离开南阳时，地委机关的全体干部为他送行，大家哭得无法握手。

1977年4月27日，王幼平夫妇离开马来西亚时，馆员们挥泪告别。两位馆员提着行李送上飞机，在舱内他们和大使夫妇告别时哭出了声，同舱旅客十分惊讶。

王幼平在使馆工作时，作风严谨，纪律严明。

他经常引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话：“外交无小事”，“外交授权有限”。

战争年代，与刘伯承司令员时常在一起，日濡目染，王幼平记住了刘伯承司令员作战前重复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尤其推崇周总理关于外交人员行为准则的一段精辟论述：“态度合乎立场，行动合乎身份，言语合乎分寸，礼貌合乎常规。”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他多喝了两杯酒，客人走时，没有起身。事后，他主动在全体外交官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心中有群众”——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追求和风范

茶余饭后，王幼平爱和馆员们聊天。

他将毛主席关于“同志之间要拉家常”的教导运用自如，经常与过往客人、来使馆看电影的民航和国际列车的乘务人员，以及华侨、华人聊天，他的周围总是站满人。

馆员国内的家属得了重病，他就给朋友写信，请其联系住院；馆员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遇到困难，他就给老战友写信请求协助；馆员们出远门时，他都要过问准备情况；晚上去机场接送客人的同志没回来，出差或去外地办事的同志未按时返馆，他总是等到有了消息之后才休息。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拉近了他和馆员们的距离，温暖了群众的心。他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十分尊敬他。

他每次回国述职，馆员们都齐集大门口送行。许多同志争着去机场为他送行，他只准去一名办手续的同志，其他同志都在大门口挥手告别。

有位领导同志曾问：“大家都说王幼平好，他究竟有什么魅力？”

曾为周恩来总理秘书的陈浩同志给了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他的作风像总理。”

这正是王幼平的魅力所在，正是他深受群众尊敬和拥护的原因。

王幼平在使馆工作时经常勉励馆员“要唱新兵歌”，要求馆员永远把自己当作一名新兵。新兵到部队学叠被子、整理内务，要进行操课等项训练。馆员要天天学外文、听广播、看报纸，还要经常学政策、学业务。

王幼平参加外交工作之后，每换一个岗位都当一次新兵：大量阅读、摘记驻在国有关材料，将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剪下来装订成册。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大本子和若干小本子，把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和问题随时记下来。他十分注意听取参赞、秘书和翻译们的意见。王幼平3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唱了一辈子“新兵歌”的老战士，这也是他事业有成的宝贵经验。

1995年3月28日，王幼平在京病逝，终年84岁。中央在总结他的生平时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外交家”。

王幼平逝世后，刘华清、胡锦涛、钱其琛、宋任穷等领导表示沉痛哀悼，称王幼平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这个评价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我是共产党的官，从我身上图不了利，最多能图个名。” ——王幼平

由军人到大使，由国内到国外，王幼平的工作变了，生活环境变了，但在革命熔炉中铸就的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优秀品质始终没有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王幼平积极开展外事活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支持；个人捐款500元（新币）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1952年4月，王幼平自罗马尼亚回国参加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随后去东北参观学习。当时，志愿军正在朝鲜与美国侵略军浴血奋战，国内正在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政府的目标，首先是恢复、改造东北等地的原有企业，兴建一批骨干企业，鞍山钢铁公司更是重中之重。鞍钢等厂矿企业职工们的劳动热情打动了这位大使的心。

王幼平一回到使馆，便将他和夫人两年的国外积蓄2万罗马尼亚货币（折成人民币约8000元）寄给了鞍山钢铁公司。鞍钢回信不接受个人捐款。他又给外交部机关党委写信，请党组织作为党费收转。经机关党委联系，鞍钢遂于1953年11月接受了他的捐款。

七任大使，30年驻外使节，王幼平可谓两袖清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幼平的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在整个外交系统是知名的。

1962年，外交部建起职工宿舍。此前，王幼平住着自己花钱从王府井附近买的一套宅院。考虑到公家已给自己分配了房子，自己就不应该保留私人住房，王幼平便毅然决定将私人住房交公。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指示总务司“按房论价，给王幼平同志退款”。

王幼平坚定地表示：“我是自愿交公，不要房钱。”

1967年，王幼平自古巴回国后，让会计将他和夫人在古巴两年半的积蓄全部交公。回国后，他又把存折上的7000元钱交了党费。按当时的物价指数，7000元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的月工资为五六十元。

1967年王幼平的家庭情况是：他们夫妇的老人都在山东淄博桓台县的农村，每月要给两家老人寄钱，家中还有4个孩子（大的19岁，小的10岁）。外交部建幼儿园、家乡扩建小学，他又各捐款1000元。

“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批判“特权阶层”时，说王幼平的存款起码有七八万。然而王幼平所在使馆的“战斗队”队长立即在会上表示：“我们查过他的帐，他已没有存款，他是个清白大使。”

王幼平见到同事和部下生活遇到困难，总是热情帮助，慷慨解囊，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自己则十分严格。

1978年2月，国内通知他回国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身体不好，夫人史洪潮随他一起回国照料。王幼平大使告诉使馆办公室：“史洪潮不到休假时间，属请假回国。她的往返机票公家不能报销。”

史洪潮的来往路费6538元，他如数交给会计。根据王大使的具体情况，夫人随他回国的往返机票是可以报销的，然而王幼平执意不允。

王幼平常说：“我是共产党的官，从我身上图不了利，最多能图个名。”

（新中国第一批的部分将军大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