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50年：抓住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的机会购买阿拉斯加

因为本土扩张大业已基本完成，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开始瞄准太平洋。

当美国在美洲高歌猛进的时候，英国刚刚在东方大国的中国站住脚。靠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英国获得了在这个白银之国的特殊地位。和当年西班牙掠夺美洲的黄金白银让其他人眼红一样，现在其他欧洲列强也跟随英国到第二个被发现的新大陆来。年轻的美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到老列强的这一猎杀世界的行动中。被殖民者摇身一变成为殖民者。

曾在1861—1869年任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是建立美国太平洋帝国的鼓吹者和最早设计者及实施者。西沃德认为：“美国应该是而且会是地球上伟大的强国。”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控制世界贸易。而要控制世界贸易，就必须控制太平洋，因为只有“太平洋上的贸易才是世界性贸易”。

西沃德向太平洋扩张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利用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的机会购买了阿拉斯加和利用中国清政府对美国人的信任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阿拉斯加位于北美大陆西北部，面积151.9万平方公里。土著民族为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17世纪，阿拉斯加被俄国的“土地开拓者”发现，18世纪80年代起，沙俄在此建造居民点。1798年俄罗斯成立了俄美公司，经营渔猎场并开采矿物。到19世纪中叶，俄美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已无力支付管理阿拉斯加的巨额费用。

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沙皇俄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战，使俄国丧失欧洲霸主的地位。于是，转而加紧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说：俄国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要向英法复仇，当英法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俄国趁火打劫，从中国割占了大片领土，攫取了很多特权。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前，俄国就已经从康乾盛世的中国拿走了兴安岭及额尔古纳河以西约25万平方公里国土；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10万平方公里的库叶岛及百万平方公里的属邦哈萨克。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俄罗斯通过《瑷珲条约》将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46万平方公里土地攫走。

1860年11月，俄罗斯又将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的约4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侵占，逼清廷在《北京条约》上予以承认。1864年（同治三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4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俄国逼清廷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加以承认；1868年（同治七年），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属邦布哈尔汗国，被俄侵并。1876年（光绪二年），原为中国属邦的浩罕国约35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又被俄国吞并。

在疯狂掠夺中国领土的同时，俄罗斯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人。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在19世纪中叶地位的天壤之别：一个在加速衰落，一个在急剧崛起。中国与美国在今天的差距，就是那个时候拉开的。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时代的帝国，中国在全面崩溃，版图在肢解；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在全面扩张。一个如夕阳，一个如朝阳；一个如老人，一个如少年。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国意识到英国力量的强大。而俄国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即将遭遇英国的打击——因为英国早已在中国扩张。双方存在着在东方开战的可能，如果俄国战败，阿拉斯加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的猎物。俄国于是想到了拿破仑当年出卖路易斯安那：为什么不把那片可能失去的土地换成钱呢？

1867年3月29日晚，俄国驻美公使斯陶克尔去拜访西沃德，告诉他沙皇正式同意出卖阿拉斯加。如果西沃德愿意，翌日可以签约。西沃德回答：“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斯陶克尔先生？我们今晚就准备签约吧！”

像杰弗逊一样，西沃德立即看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获得阿拉斯加，就能“控制太平洋”。美国以区区720万美元购下170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新疆还大的——阿拉斯加！

抓住欧洲人在中国抢劫的机会，控制中国的教育，百年树人——培养亲美国的中国人

得到阿拉斯加只是西沃德的太平洋扩张政策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通向亚洲，特别是通向中国。鸦片战争后，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列强已经开始像在美洲一样“瓜分”中国，不仅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开办了“租界”，还把中国市场分成几块由它们支配。美国是后来者，且因为受到国内战争等因素的困扰，一时无力与列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只能奉行所谓“合伙政策”。

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让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代表中国去办理外交。蒲安臣原是美国驻清朝政府的公使，也是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由于他主张通过外交解决纠纷而不诉诸武力，颇得恭亲王奕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信任。

但这个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美国人，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美国。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在战争中伤亡，更多的人在从事与战争相关的事业，在接着展开的西部大铁路建设中，美国便严重缺乏劳动力。清朝对这些情况当然一无所知，但蒲安臣心知肚明。于是，1867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第二年就代表清政府偕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及随员三十余人组成“中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等国。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中国办差，其实，根本目的还在于为美国困难解套。

1868年，他违背清政府关于重大事情必须“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的训令，擅自代表清政府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规定了最惠国条款。该条约除了开辟中国劳工到美国出卖苦力的通道之外，还特别强调中国“自定章程”的权利、“内政自主”的权利等。看起来是美国在帮中国说话，其实质目的乃在于防止欧洲列强垄断中国市场，以求实现对华“贸易机会均等之门必须对所有国家的自由竞争开放”。这是30年后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前奏。

这个《蒲安臣条约》还有一条非常有远见的规定，其影响直达21世纪的今天。其第七款写道：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并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由于清朝在美国的人数少之又少，中国不可能到美国去办学，因此，所谓互设学堂只能是美国在中国开办学堂。早在1862年，蒲安臣就上书西沃德，要求美国在华兴学。蒲安臣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对华贸易，从而有利于美国对华经济扩张。西沃德对这一建议非常热心，在他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就建议拨款建立一所主要培养中国人的学院，“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望拥有巨大的优势来为美国政府服务，促进美国对华商业和贸易的利益”。

20世纪初，因义和团运动，西方八国列强再度打入北京，逼清政府赔款。美国人装得宽宏大量，只要清朝赔美国在战争中所用的军费，而不额外勒索。然而，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成发现，美国要求的赔款比以前美国政府声明的军费开支多了两倍半。于是，梁成便找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最后，梁成与海约翰达成协议，把军费以外的余款作为兴学之用。美国将这笔“庚子赔款”分两次退还给在中国开办的美国的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拿中国人自己的钱办美国人的学校，还要中国人说美国人慷慨大方。中国一些糊涂虫至今还在感谢美国人的仁慈。李敖2005年9月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办清华大学的钱的来源是美国人故意冒领钱被我们逮到，被我们追回，讲的就是历史上的这一幕。

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培养代理人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美国人的远见远远在欧洲所有列强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兵法中所说“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做法。

到20世纪后期，美国对中国代理人的培养，主要通过本国学校招收留学生和给以绿卡的方式进行。而被美国洗脑，因此亲美的中国人，也比清朝末年多了成百上千倍。历经百年，留学美国在中国已成时尚，高官、巨贾、士子名流，无不以子女留学美国为荣。这背后，反映的就是一种对本国教育的不信任，或者极而言之是一种民族的自卑感。美国在这方面，对于中国是一种战略上的成功。这种成功，无形中界定了双方在世界现实中的地位。

作者简介：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大校。代表作有《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首次提出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围堵战略；首次提出中国需要新型军队，中国新型军队要奉行鹰击战略，树立蓝色国防观；首次提出中国军队要有八千里外拦截战争的能力。近年来，参与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连续发表《中国政治安全与美国第五纵队》《美国中情局是如何在全球操纵颜色革命的》《互联网+战争催生第七代战争》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