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完全不“迷信”的。曾国藩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相信鬼神，也讲究风水。在京官生涯中，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是他其中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

这一阶段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选择祖母坟地，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没得到几个兄弟认可，却居然是上吉之地，曾家家运得以顺风顺水。于是曾国藩开始深信风水，并认为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

然而，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之后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横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中国人是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

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湘军连获胜仗，曾国藩更是予智予雄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他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包括他自己，一生也有太多想不到。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二十八岁之后，他中进士点翰林，十年七迁，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曾国藩以“运气”总结之，他越来越认同，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他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却无能为力，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时世沧桑人心难复。

朋友冯树堂曾为曾国藩找到了一处风水极佳之处，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因为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这就是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信风水敬鬼神，但是不再执着，很多事都无可无不可。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只是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

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以最广阔的胸怀和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他一生浑厚、开阔，于书无所不读，无所不包。曾国藩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实事求是，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同时， “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

曾国藩借《易经》经典名句“盈虚消息之理”，得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谦虚谨慎，自强不息。“人生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此谓尽性；不可为之事，当尽心从之，此谓知命。” ——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