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裁兵,主要的裁减对象是民军,因为北京政府认为民军的大量存在是对自身政权的极大威胁,急于除之而后快,因此加大了对革命军的裁减力度,对北洋嫡系部队则“明裁暗扩”。
因南京和武汉为革命重镇,革命党人势力所在,革命力量雄厚,军队数量众多。因此,在被裁撤的民军中,尤以江苏和湖北地区裁减最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江苏省位于沿海地区,经济富庶且思想开放,容易受外国思想冲击。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打乱了江苏的原有练兵计划,使得陆军第七镇和第十二镇未能如期练成。
江苏当时仅有军队一镇、二协,即陆军第九镇、陆军第十三协、陆军第二十三协,分别驻扎在南京、清江浦和苏州等地。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军队云集,号称二十余师”,如何裁撤众多军队,确是一个大难题。
北京政府建立起在全国的政权后,也需要借助革命党人的声望和力量来维护统治。1912年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3月31日,黄兴出任南京留守,负责裁减两江一带军队。
如此一来,既可借革命党人之手剪除革命力量和敌对势力,又可展现出与革命派合作的诚意。
4月11日晚,南京发生兵变,叛兵手持枪械,挨户抢劫,所过之处,店铺、住家财物席卷一空,共有250余户被抢,经济损失14万余元。几天后,黄兴颁布戒严令,规定“士兵无特别命令不得进入民居,不得无故单独携枪支外出,违者拘捕,抗命及不遵者予以枪毙,加派巡警”等。
4月13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同时又规定“南京留守府侯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
从条例内容可以看出,留守府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整理机构,一旦完成其历史任务,将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在南京地区,由于黄兴在军队中的威望甚高,在其感召下,一些军队将领自请解除兵权,卸甲归田。
针对南京驻军较多的问题,黄兴采取了“驻调遣”相结合的方式,即江苏省军队仍驻守原地,归江苏都督管辖;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军队则分别调回原省,其余的军队则就地解散,发给遣散费,以免滋生兵变。
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地区发生了兵变。在苏州,一些被遣散的军队发生骚乱,欲强行入城。5月中旬,南京地区己裁兵两万余人。
5月31日,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程德全继任南京留守,继续坚持裁军政策,又裁减了部分军队。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撤消。
在黄兴的领导和努力下,南京地区前后共遣散军队约七八万人。南京裁兵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与黄兴的威望是分不开的。正如程潜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南京军队的遣散,“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湖北为首义爆发之省份,民众参与革命热情高涨,参军人数众多。在黎元洪的主导下,湖北地区也加紧了裁兵的步伐。
辛亥前,湖北仅一镇一协,兵力在13000或14000人左右。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地区不仅有革命军,还有学生军。
部分学生参加了军队,组织成学生队,后改为学生军,由黎元洪为统带。“对于学生军,则按其年龄和学历,通过考试,分别编入各级军事学校。”“民军据汉口与北军抗,仓卒成军者八师二旅”,湖北地区军队约8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直隶地区。
但是,从军士兵多缺乏正规教育,素质低下。而且,许多士兵看到革命胜利之快,加上各省的积极响应,认为“枪杆就是一切,什么组织,什么纪律,都不需要”,以致于“对上级时常不尊重,轻则言语龄龋,重则按枪相向”。
因此,裁兵工作难度较大,主要由己当选副总统不愿到北京就任的“黎菩萨”黎元洪负责。黎元洪出于全国裁兵的呼声和维护自己地位的考虑,加紧进行裁兵活动。
早在1912年3月19日,黎元洪即上书袁世凯,指出“现在大局粗安,最宜维持秩序”,而“自军兴以来,东南兵队召集过多,己苦难于安插”,仅湖北一地,“计之兵力,箭逾十万,支持半载,铜械俱穷”,裁则“士马精研,弃掷可惜”,留则“祭项支细,应付维艰”。
为此,他提出了解决办法,主张移兵实边,将东南地区剩余的士兵充实到西北或东北地区,既可开垦荒地,又可防御外患。
1912年4月,黎元洪计划将湖北11万多民军改编为八镇,每镇一万一千人,加上黎元洪所属近卫军,共计兵力95000人,需裁兵20000人。
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三条裁兵标准:“年不及十八岁或已逾三十五岁者;身长不及四尺六寸者;体质柔弱或有暗疾者”。
为切实推行裁兵方针和保证裁兵的顺利进行,黎元洪特地召集各军队长官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由都督府派专人到军队中进行验收,凡资格、年龄、身体均合格者准予留充,不合格者予以裁减。
不久,迫于全国的裁兵浪潮和湖北省财政的困境,黎元洪计划将湖北现有的八镇军队缩并为四镇,裁并办法是将“第五、六、七、八四镇裁去,第一、二、三、四四镇存留”,以便更好地控制军队。
对于被裁官兵,遵循“汰弱留强”的原则,老弱者一律遣散,健者留存,补充到第一、二、三、四镇中去,以补其缺额。后黎元洪入京任职,段棋瑞接任湖北都督,加快了裁兵的步伐。
裁兵由原来1911年10月的八师左右缩减为1912年5月的五师,使得湖北的革命军大量被裁撤,革命派实力大大削弱。
湖北地区的裁兵活动,起初因黎元洪为保留自身实力,裁兵进程缓慢,直至黎元洪被调入京,由段棋瑞主政湖北,裁兵工作才有所进展。
从各地裁兵情形来看,各省裁军都是在本省都督的负责下进行的。因此,各省都督对裁兵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本省裁兵的进程及成效。
尽管各地都积极推行中央政府的裁兵政策,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和部队官兵抵制等因素,各地裁兵并不是一帆风顺,暴露出种种问题。尽管北京政府在裁兵过程中竭力避免出现兵变,江苏、湖南等一些省份和地方仍出现了兵变,给社会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
兵变的原因在于一些官兵迫于裁兵的压力,试图通过兵变来反抗政府的强制裁兵行为,以达到迫使政府停止裁兵的结果。由于各省都督的及时镇压,才使得兵变未能蔓延和扩大,但也使得裁兵工作进展艰难,收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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