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文天祥在南宋即将被灭的时期写的一首诗。文天祥的气节我们都不用说，在被囚禁后写的《正气歌》是作者最喜欢的古代文学作品之一。作为一介文人，文天祥在蒙古已经横扫世界，顺江而下的时候散尽家财募兵5万保卫临安，但很明显他并没有名将的潜质，战败后被派往元军处议和。本该低声下气的他却当面大骂伯颜而第一次被捉，然后在被押往大都的路上逃跑后再次起兵抵抗元朝。但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挽回，最终在广东海丰又一次被俘。面对忽必烈的亲自下旨招降，甚至许诺让他来当宰相，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忽必烈这是自取其辱。忽必烈甚至逼文天祥被捉为奴的妻女写信劝降，荣华富贵和一家团圆唾手可得。但即使想到妻女的悲惨处境，文天祥依然回道：“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壮烈牺牲。

方孝孺是明初大儒宋濂的徒弟，自小聪慧而被乡邻称为“小韩愈”。朱元璋第一次见他就对太子朱标大赞他的人品才华，告诉太子说要一直用方孝孺到老。朱标死后方孝孺辅佐他儿子朱允炆，刚进朝堂不久朱允炆就几乎所有大事都向他咨询。在朱棣起兵靖难后朱允炆的许多军事决策实际都是出于方孝孺之意，和文天祥一样，他也不擅长军事。1402年，朱棣占领南京，朱允炆自焚，方孝孺被俘。还是和文天祥一样，先是朱棣谋主姚广孝劝他招降方孝孺，朱棣比忽必烈更有诚意的亲自面对面慰问劝解他，好声好语的希望方孝孺能为他效忠写诏书。却被方孝孺好一通大骂，恼羞成怒的朱棣自然不会放过他，方孝孺被车裂而死。弟弟与他一同被处刑，妻子儿子自杀，女儿跳河自尽。

这里要澄清一个谣言，方孝孺一家虽然死绝，但被诛十族是不准确的。朱高炽当皇帝后就下旨将方孝孺被贬为奴的族人家属还为民籍，原来的田地也被还回来，只留下少部分在边疆的没有召回。到万历年间方孝孺在边疆的族人后裔1300多人也被放回。神宗时代编录的建文忠臣里方孝孺为第二，福王时期更被追谥为“文正”，这是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殊荣。受方孝孺案株连而死的有847人，这当然非常多，但被诛十族却是错误的。

想想看二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享誉天下的文人，军事能力都不强，都是保护南边的皇帝而被北边的皇帝俘获，都是被劝降时大骂对方，最后都英勇就义，而且家人一样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牵连。但文天祥成为绝大部分人心中的丰碑，而方孝孺在现在很多人眼里却是迂腐的穷酸文人，甚至被称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典型。但除了军事能力外，方孝孺在其他方面的能力虽然不强却也不差，否则朱元璋这种开国皇帝不会如此称赞他。除了朱洪武外，姚广孝、朱棣、朱高炽、乾隆、张廷玉、胡适等都称赞过方孝孺。

那么两者在现代许多人眼里的形象天差地远的原因是什么呢？

1：文天祥的军事能力更强而且实际起兵抵抗过

虽然在军事能力上两者都不是强者，但文天祥和方孝孺不同的是他数次起兵反元。第一次更是散尽家财募兵抵抗，被捉逃跑后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屡败屡战。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义之所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是很值得敬佩的，因为当时的蒙古横扫世界，而南宋临安被破后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而方孝孺并无起兵的条件，因为南京被破后他就被俘了。缺失了热血的抵抗仅仅是英勇就义自然没有那么吸引人。

2：一个是抵抗外族一个是内战

蒙古族现在自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可不是，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行为远比内战保护一方正义。所以在很多现代人眼里文天祥是正义的，方孝孺是该死的。

3：朱棣治理下的百姓生活并没有降低太多

宋朝1亿人口加上金国、西夏、大理境内将近1.5亿人口，经过元朝的大屠杀后人口减少近半，即使经过差不多百年到元末人口都没有恢复到9000万。而元朝的治理水平实在差劲，官员贪腐程度比明朝高得太多，而且统治者远比宋朝残暴百倍。四等汉人的政治歧视，一个汉人等于一头驴的现实和结婚老婆要给蒙古人睡的屈辱。很显然，和宋朝相比，元朝治下的百姓生活如同地狱。所以即使不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和对民众的怜悯，当时抵抗元朝才是正义的。而朱棣治下百姓生活并没有比朱允炆时期差得多少，武功更是百倍于。不考虑品德，仅仅站在百姓的立场，方孝孺的抵抗毫无意义。

4：评判标准的变化

古代首重道德，才能是其次的；而现代人则是将能力放在第一位，所谓成王败寇，胜者有理。所以元朝有人吹捧，曹操和刘备的形象有了大反转，汉奸之流也有大把粉丝。方孝孺虽然人品和文天祥一样值得敬佩，但无论军事还是文化能力都比文天祥差，自然在现代不那么受人待见。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轻视和嘲讽文天祥，就是因为他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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