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友出身，先天条件不足，后天又缺乏幼功，为了弥补自己的短处，我24岁时又请了张连廷先生，一块打靶子练工夫。

至于宗法，可以说我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最初，从言菊朋先生学谭派。后来见余叔岩先生在谭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于古拙朴实中透出英挺秀丽，韵味醇厚，于是我对余派唱腔也作了一些尝试。又因我爱看王凤卿先生、高庆奎先生、王又宸先生的戏，所以尽量学习他们的演出，他们的唱片我也都刻意求似。

马连良先生素以飘洒俊逸称著，他的风采神韵也使我仰慕。我曾与师弟言少朋先生合作（他是马先生得意弟子），因而我也从马先生的艺术宝库中取得了许多珍品。

周信芳先生表演的粗犷、朴实、逼真，我也很钦敬。虽然周先生的创造魄力、勤奋精神，我不能望其项背，但每次观摩都有收获。

走红舞台的著名演员是我学习的对象，票界耆老是我益友，亦是良师，我不时走谒投访，如李适可先生及新近作古的夏山楼主韩慎先先生，他们都有独到的成就，也都是我学习的榜群。近年来又常与刘曾复先生过从，刘先生见闻渊博，允文允武，但不求闻达，不为世知，他的艺术、品德都令人敬仰。诸家诸派，秉赋风格各有不同，我自己倒也还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敢专继一家，以免玷辱师门，于是只好集各家适合于自已的东西，用来丰富自己，藉此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

流派的形成，一般先以大路规矩为基础，待把一家的特点研究透彻之后，使之纯熟，然后再广开学路，脱而化之，也不是不可以。断不可一知半解就平地楼阁。为此我从来不敢有自立门户之妄想，只不过循规蹈矩、恪守字韵、审情度理、入人入事而已。

最初有所谓余（叔岩先生）、高（庆奎先生）马（连良先生）老生三大贤之说。以后又曾有所谓言、马、谭（富英）三先生的三大须生。言先生仙逝后，又有所谓三大须生，把我忝列其中，以后又续请了杨先生（宝森）合称所谓四大须生。我实在诚惶诚恐。把我忝列其中，实在名不副实。再加谬赞，说是“奚派”，我更担当不起。

但是，由于自己条件的限制，随着年事的稍长，克己以求的心志堕颓，迁就自己的地方渐多，戏路也越来越窄，好象是有了我的一套，这只能说我学来学去，学走了样子，辜负了当年老师的辛勤教诲。如果说是自不刻苦日趋下“流”则可，如果说自成一“派”了，毋宁说是社会论者的一种批评。

我知道一个剧本演出的成功，一个演员的成长，都必须依靠全体演员的通力合作，勒头、化妆、文场、武场无不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琴师尤其不容忽视。下海前一直是宋泽民先生为我操琴，下海后多年皆由郭少臣先生（我的表兄，徐兰沅先生的弟子）为我操琴。自己组班后，最初曾有名琴师王瑞芝先生（曾为富英操琴）、汪本贞先生（曾为盛戎操琴）、陈洪寿先生（已故，工余派，为王少楼先生之师）与我合作。1945年以后一直由魏铭先生为我操琴。如果我稍有成绩，与这些名琴师的相辅是密不可分的。

奚啸伯口述 欧阳中石整理

《京剧谈往录续编》北京出版社 1988年6月出版

奚啸伯遗稿“四十年的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