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庆历新政”主角的范仲淹，自从改革把他推向政治生活的风口浪尖后，他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受尽了阴风浊浪的袭击。先是夏竦因与史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有隙，诬称范仲淹、富弼、石介合谋废帝，疯狂攻击改革派；接着，宰相章得象及其党羽以“挟诈要君”的罪名弹劾范仲淹；还有那些被新政影响了既得利益的朝臣皇族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并利用了打击政治异己惯用“杀手锏”，诬蔑改革派为“朋党”，欲置其于死地。

范仲淹青年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一为救世，一为救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入仕以来，范仲淹看到了仕宦阶层的循默守旧、不思进取，看到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担心大宋江山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邓州谢上表》中，他对赵祯不无忧虑地说：“革姑息之风，则谋身者切齿；尚循默之体，则忧国者寒心”。他对支撑宋王朝正常运转的黎民百姓所承受的灾异、饥荒更是心急如焚，他在给老师晏殊的信中吐露心迹说：“某连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观民患，不忍自安”。“庆历新政”前前后后，他一再主张和推行的改革措施，以及他对大宋王朝的耿耿忠心，无一不是以这两方面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但是，那些以一己之私或者一家之私甚至一集团之私为目标的同僚们，会让范仲淹的抱负施展吗？宋王朝的当家人赵祯会善始克终吗？而事实是，那些告范仲淹御状的官僚们象蚊子一样，天天在赵祯的耳边飞舞、交鸣，动摇了他的改革信心，加上宋和西夏暂时形成和议局势，使主战的改革派转瞬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备受压制和打击。就象后来南宋高宗赵构，为顺利向金屈膝求和而定计杀抗金名将岳飞的手段一样，急于向西夏求和的赵祯，迅速将范仲淹、韩崎、富弼、欧阳修等改革先锋一一逐出京城，庆历五年正月，五十七岁的范仲淹落职邠州（今陕西彬县），十一月迁邓州（今河南邓州市），踏上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迁贬远途。

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使范仲淹成了折羽的大雁，无法为国尽匡扶之志，无法为民尽康济之心，落落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邓州漫长的日日夜夜，范仲淹认真思索了自己的仕宦生涯，认真梳理了改革的前前后后，有失望、有怀疑、有矛盾、有悲愤，各种情绪就象波涛撞击着海岸一样撞击着他的心，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迫切需要一种寄托和宣泄，甚至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化蛹为蝶。

庆历六年九月，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的同年挚友滕子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求援信，请范仲淹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并随札附呈《洞庭晚秋图》。范仲淹读过来信，仿佛醍醐灌顶，眼前一亮，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所有的焦虑、折磨、痛苦都挥置脑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片与他新政以来的心情完全契合的风景。于是，一篇《岳阳楼记》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

范仲淹徘徊在他自己修建的百花洲书院，在那寂静清幽的庭院中踱步，时而抬头仰望星空，时而低首凝视池水，他想到了自己为展鸿鹄之志，而在长白山醴泉寺“划粥断齑”、苦心求学的艰难岁月；他想到了自己为救邦国于危难，而放言无忌，宁死不默的惊险经历；直到“庆历新政”在全国的推行，叱咤风云，激浊扬清，那种理想即将实现的瞬间真是豪情万丈啊！他甚至想像着新政推行后，百姓不再流离、士气激昂振奋、夷狄远遁塞外的理想图景。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僚们会为一己之私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给改革设阻置障；他更没料到皇帝赵祯会手持改革图强和屈膝求和的两张牌玩自欺的游戏，首鼠两端，苍黄翻覆，甚至不惜牺牲一大批肱股之臣的忠贞。

他内心的激荡和奔腾，是明月和流水无法理解的，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有多高，他此时的心理落差就有多深。他是政治上的勇士，而勇士的心是永远孤寂的，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失落和痛苦。直到接到滕子京的来信后，他才惊喜于自己无心中获得了一个释放长久阴霾屈辱心情而又不会授人以柄的契机，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任他挥洒的楼、任他遨游的湖，这个楼和湖与《洞庭晚秋图》毫无关系，这是他心中的楼、心中的湖，是他一生的楼、一生的湖，是他能够彻底宣泄、证明自我、表达理想、棒喝宵小的楼和湖。心中的感情是如何奔涌的，笔下的墨水就是如何泼洒的；心中的理想有多崇高，文章的气势就有多峻伟。于是，因为改革的道路布满荆棘和坎坷，才会有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才会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才会有记中的“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邦国兴衰、黎民冷暖如影相随，使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就象海底的暗流，时时涌动，使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作为久习儒学、熟谙《易》理、历经过人生大恨大痛的范仲淹，他的“学”与“行”、“器”与“识”、“志”与“气”是真正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无论道路上的风雨多么急骤，他总能做到坚如磐石，任委来往，总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能做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而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轰鸣之声，更是范仲淹心中八百里洞庭激荡出来的超越时代的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