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日，是古都南京目前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活化与利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塑造更具标志性的南京城市“文化名片”和“形象窗口”，在今年6月底到7月底，中山陵园管理局会同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委将举办“牵手世遗，文旅融合”系列文化宣传活动，为大家带来一场“古都文化盛宴”。

“南京明孝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周年研讨会”也将在7月3日召开,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受邀参加,为了纪念明孝陵申遗15周年,大众考古特此转载贺云翱教授在《文化遗产学论集》中的一篇访谈录——慢慢“申遗”路。（原载于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编《难忘火红年代——建设者口述历史》一书 访问者：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洪欣）

漫漫“申遗”路

——关于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的一次访谈

（一）

一、让我们追溯一下它的过去

做一件事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就明孝陵“申遗”这件事来说，我们追溯一下它的过程，首先在于明孝陵本身。本来明孝陵的文物地位就相当高，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又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凝聚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哲学理念、建筑技术、审美情趣和国家财力。它既继承了被元代中断了的汉、唐、宋帝陵制度中的优秀成分，又在宏观布局和微观建筑单体上开创了具有鲜明时代风格和典范精神的陵寝建筑形式。而且，明孝陵开创的帝陵制度，此后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多年帝陵建设的总体格局和风貌，因此其地位崇高且影响极为深远。

明孝陵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本身所拥有的内涵和价值，而且还在于它至今仍保存着原始的环境和基本的空间序列上的完整性，这一点是作为世界遗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有明一代，尽管屡遭自然因素的摧折，但由于它是开国帝君的陵寝，关系到大明江山的国运，因此多次受到维修和保护，直到明朝已是风雨飘摇的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皇帝还下诏在孝陵立《禁约碑》，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清代早期，孝陵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并未大损，康熙、乾隆帝几度南下，大多要到南京拜谒。如今树立在孝陵享殿前门基址上的“治隆唐宋”碑，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时在孝陵所题，其意在褒扬明太祖朱元璋的文治武功超越唐宗宋祖，评价之高令人惊讶。清前期对孝陵的维护也给予关注，至今孝陵内还保存着康熙时江苏巡抚宋荦、江南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明孝陵城墙的记事刻石。1853年以后，太平军和清军在孝陵地区展开了生死搏斗，孝陵木构殿宇楼阁在战火中多遭焚毁。同治三年（1864）后，尽管清地方政府几次拨款予以修复，但已无法恢复旧制。民国初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曾亲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到明孝陵谒祭。后来，中山先生又归葬钟山东峰下，孝陵陵域也因此纳入“总理陵区”而继续得到了民国政府的特别保护。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明孝陵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

明孝陵的环境和遗留的文物在1949年后又有进一步的全面整理和保护。1961年，明孝陵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为明孝陵提供了法律上的地位保障。此后，明孝陵得到很好的保护、维修和管理，陵区周围的自然环境和风水地貌获得了完整保存，内外部环境状况良好，保持了陵寝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专家对孝陵享殿等建筑遗存作过一次清理，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也对孝陵文物做过一些研究。到1991年，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市文物局、东南大学建筑系等联合编制了《明孝陵保护规划》，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逐步得到实施。所以说，明孝陵能够申报世界遗产，首先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凝聚了600多年来数代人的劳动、智慧和心血。

二、主持明孝陵考古工作

我对明孝陵的研究开始于1996年。当时，南京市群艺馆和市文化局、文物局联合做一个电视连续节目，叫《金陵梦寻》，其中涉及明孝陵、明故宫，还有一些民国建筑等，明孝陵这一集让我来写脚本。在写脚本的过程中我到明孝陵做了许多调查，感觉到虽然此前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年年底，我从南京博物院调到南京市文物局，负责创办文物研究所。

1997年，我们做了一个科研工作方案，开始想做明孝陵的研究。1998年正式起草了明孝陵综合考古调查勘探计划，通过江苏省文化厅报到了国家文物局。五六月间，中山陵园管理局开始进行明孝陵陵宫门（一称文武方门）复建工作。原来的门很小，只有一个门，很残破，那是清代的，是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重建的。中山陵园管理局启动复建，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在复建之前要对原有建筑遗存做考古清理，取得确凿的科学依据后按明代风格复建陵宫门。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做明孝陵的考古方案，文物局局长谭跃和文物局文物处长董长胜就让我们介入，开始正式的考古发掘。

7月，我和考古人员邵磊、路侃、袁晓琪、王碧顺等进入施工现场，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处长王前华先生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之前，陵宫门已经有了一个设计方案，设计人员是按照80年代南京博物院有关专家原来做过的一个复原图设计的，认为陵宫门五座门道皆为券门（上方是圆的）。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实际情况是中间三道门确为券门，但东西两侧的掖门却是平顶式门（上面是方的）。这其中掩藏着一个礼制问题：走券顶门的人地位高些；走平顶门的人地位较低。东南大学的古建筑专家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及时修改了复原设计，保证了孝陵陵宫门复建的科学性。这个发现上报国家文物局后，文物局文保司负责人孟宪民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这一考古发现及复原设计修改对明孝陵文物考古和修复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甚至还有普遍意义，要求我们写成文字材料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所以那一年国家文物局同意了明孝陵文物考古方案，而且给了10万元科研经费。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龚良、副处长姚建平等对考古工作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中山陵园管理局也觉得明孝陵地区的考古发掘对他们非常有意义，局长王学智、书记刘伯生、副局长史爱玲等直接过问考古工作的开展，给予很大支持，我们的考古发现经媒体公布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兴趣和注意，游客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量也比较大。在此后三四年时间里，我们陆续作了东配殿、神厨、西配殿、具服殿、棂星门、下马坊等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就是说陵宫内的几乎所有建筑遗址都作了清理挖掘。

经过这次比较系统的考古发掘，我们首次弄清了在历史上已湮灭的有关建筑在陵宫内的具体位置、规模、结构和建筑方式以及兴废过程。例如，文献记载孝陵陵宫内原有神厨、具服殿等建筑，但对其建筑细节一直不清楚。我们在孝陵陵宫内前部东侧清理出一处建筑基址，其上留有被火烧过的砖台遗存，遂确认它就是神厨基址。在神厨前的东井亭基址也同时做了清理发掘，这组建筑遗存是孝陵陵宫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之前专家们复原的孝陵图上没有这些建筑，就是靠考古发掘及时增补的。虽然我们做考古时还没有提申报遗产，但是这些工作为后来申报打下了一个基础，不然文本里布局完整的图做不出来，就没办法反映它的整体结构和营建制度，也无法进一步发掘它的文化内涵。另外，考古中我们有了成果就向社会公布，1998、1999、2000年那三年通过考古挖掘了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起了宣传的作用，后来申报遗产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群众对遗产本体的了解度，更多的人就知道了明孝陵。当时我们建议，挖掘出来的遗存希望做好保护，中山陵园管理局在这方面意识很强，出土遗迹都作了保护性展示，这些为申报工作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9年做了东陵寝园的挖掘。明东陵遗址早在1991年已被调查发现，位于明孝陵东。但由于文献上还有明东陵在梅花山西侧一说，直到1997年后，还有考古专家发表文章赞同此说。加之遗址主要部分原来掩埋于土中，无法窥见全貌，因此文物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对明东陵几乎没有认识。经过1999­—2000年的野外考古，明东陵的寝园、神厨、排水系统等得到全面揭露，江苏省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院的专家张治天先生还和我们合作进行了明东陵和明孝陵地宫的精密磁测，在此基础上，中山陵园管理局斥资建成了“明东陵考古遗址公园”，这是南京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公园，还被选为“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参展项目之一向社会正式开放。明东陵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对认识明代初年的帝王陵制和建筑风貌及明孝陵的总体布局，研究明代洪武至永乐时期的这一段历史都有特殊价值。

这次考古发掘还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明孝陵原有的文物内涵，为全面、科学地认识明孝陵的整体规划、风水观念、设计思想、建筑内涵、建筑风格，及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所拥有的独特地位，提供了大量新资料，进一步完善了明孝陵的科研资料。

三、提出“北斗七星说”

通过考古发掘，我还对明孝陵独特的平面布局设计思想做了探讨，即明孝陵从大金门到宝顶，设计上“取象于天”，布局呈北斗七星图式，东、西、南、北四方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相绕，以求得“天人合一”“天下独尊”的效果。

在一般人眼里，明孝陵可能就是指神道一线及到红墙所围的那么一处带状范围。其实，孝陵原有外郭环绕钟山长达22.5公里，相当于当时明代首都京师城城墙长度（33.676公里）的三分之二，今天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时明孝陵的整个范围。明孝陵不同于其他帝陵之处，在于空间序列的复杂、神道布局的曲折以及陵宫建制上的创新。汉、唐、宋三代，帝陵逐渐形成方上、陵台、方垣、四出神道、上下宫的制度和中轴对称的规整格局。到了明初，朱元璋却放弃了这套成熟的帝陵体制。孝陵以钟山为中心，外郭城垣走向曲折，绕山而建，这一点与明初京师城垣相似；神道也是不循常规，弯曲而行，前人有认为孝陵弯曲神道的做法可能与朱元璋本人讲究顺应自然、出奇制胜的个性有关。无论如何，孝陵的这一做法确属别出心裁之举，值得探讨。

明孝陵作为当时的一项国家工程，整个陵寝建造跨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时间延续近40年。如此漫长的建陵时间，不可能没有一套设计方案和设计思想，只不过其设计理念未能得到记载而保存下来。我在每一次的野外考古调查中，都关注着陵墓地形和建筑设置。有一天，我看到一幅20世纪80年代测绘局绘制的明孝陵航拍地图后，作出了一个大胆推测，提出其按“北斗七星”图式规划布局的观点。那是在1996年，当时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了《金陵梦寻·明孝陵》的脚本中，1997年后又做了系统分析。

四、明孝陵神道及陵宫、宝城布局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首出自朱元璋之手的诗，显示了他君临天下、拥有四海的雄心，也隐含了他对天象的崇仰。如他的宫殿设计理念就是上采天象，地构宫室，追求“象天法地”的皇家建筑效果。我将明孝陵的七个主要建筑拆出，发现“下马坊”“大金门”“望柱”“棂星门”“五龙桥”“享殿”“宝城”分别构成了北斗七星的“勺头”、“勺身”和“勺柄”。看来朱元璋深信“魂归北斗”“天人合一”，他死后仍想乘坐“北斗”这一“天帝之车”关照大明江山。

天地神灵、阴阳风水、生死轮回等说都对朱元璋有一定的影响。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风水”景观一起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譬如，钟山古称“龙山”，早在东汉末年，已被诸葛亮、孙权等视为“龙蟠”之地，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择金陵“龙脉”以为葬地，这完全符合风水要义。钟山之阳建造帝陵，钟山之阴陪葬功臣，南北对应，尊卑昭然；钟山有东、中、西三峰，在风水上称“华盖三峰”，而以中峰为尊，孝陵恰好位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古人称“小虎山”，过去不解其意，现在从风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处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与孝陵之东的“龙砂”之象左右对列；而直对孝陵陵宫的梅花山，过去都以为乃朱元璋为了让孙权这位好汉给他的陵寝看门而留下的，其实，这一如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风水中的“案山”，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正对陵宫并且远在江宁东山的“土山”应为孝陵的“朝山”；其西南方向的前湖（古燕雀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也具有灵动的“朱雀”风水特征。这样孝陵陵宫及宝城就具备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势，这种水在风水上称“冠带水”，亦十分难得。在中国明代早期之前的历代帝陵中，像明孝陵这样拥有如此完善的风水景观的陵寝真可谓凤毛麟角。“风水说”是中国古代的环境科学和建筑规划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思想和文化哲学涵义，尽管它受时代局限也夹杂着一些迷信成分，但在当代东西方学术界，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特色之一。

孝陵的神道设置也很独特。神道的望柱通常是立在最前面的，朱元璋却将其放到神道中间（石象路与翁仲路之间），这恐怕就与星座及特殊的设计思想有关。我提出“北斗七星说”后，有关报纸曾连续近10天连载，很多专家参加讨论，当然对此专家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学术讨论，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