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时代》周刊里，1924年至1945年的中国是怎么一番模样？

自创始之日，《时代》周刊便以其封面人物的选择被视为杂志业界的一道风景。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出生于山东蓬莱，其父母在当年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热潮中来到中国。“TIME”的选择，缘于在地铁上匆匆浏览的广告“‘应时而变，其时久远’(TIME FOR RETIRE, or TIME TO CHANGE)”而来。

《时代》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是美国国会议员卡农（Jeseph Gurney Cannon），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第一位作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的是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那么，就从这里作介入缘媒，历数《时代》周刊里依次登场的中国面孔，再次记忆历史，又如何？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中国最强者”：吴佩孚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的政治含义。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中国最强者”吴大帅统治中部，孙逸仙博士统治南方，张大帅统治北方，相互之间的战争完全摈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国家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时代》，1924年9月8日

“基督将军”：冯玉祥

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五百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

——《时代》，1928年7月2日

“和平军阀”阎锡山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佛蒙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

——《时代》，1930年5月19日

屡次登上封面的蒋介石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一百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时代》，1927年4月4日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要在六十个地区而不是六个地区里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上芝加哥黑帮的火并)。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目前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消息，令世界观察家们兴趣浓厚地予以关注：中国终于挺起了脊梁，将与日本宣战。在过去六个月里，日本政府已做出明显姿态以缓解其咄咄逼人的好斗。过去两个月里，中国政府则开始表现其令人吃惊的大胆。东京与南京均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从而封锁了远东的这一特大新闻。然而，到了上周，渐为人知的情况是，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委员长，这位最轻量级的拳击手，在他迎来五十大寿之际，为他的国家打出了重量级的一拳，这是中国聪明的出拳，可能会将对手击倒，从而结束了将近十年来南京政府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政策。

——《时代》，1936年11月9日

然而，正是当日本没有卓越的领袖率领来进行她的巨大冒险时，冒险的受害者中国却有了最有才干的领袖。整个1937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一个卓越的领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领导，其间并非没有光荣之举。在这对夫妇的领导下，长期以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人——其中千百万人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词——已经逐渐具备了民族意识。

……每位关心要闻的读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个星期之久，它的时间表第一次被中国的战争机器粉碎了。现代世界看到了中国不辜负战争机器这一名称。蒋委员长被迫使用他的战争机器，至少两年前当它刚刚形成时，他的手被激进的爱国者逼迫。同时，他也被狡诈的日本人所逼迫，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败中国，就将永远无法打败之。如今，蒋委员长夫妇一直不承认中国已战败，他们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们将持久作战，用游击战拖垮、消耗、最终打败日本。如果蒋委员长真的赢得战争，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巨人。能否获得这样的胜利尚难预料。但在此期间，他和蒋夫人已经使他们本人成为了1937年的夫妇年度人物。

——《时代》，1938年1月3日

住在这幢楼房里的是蒋介石委员长派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来帮助美国制订和协调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熊式辉将军，一位机智、灵敏、健壮、战斗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谈到了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大多数经历了在过去五年的战争，对日本军队了如指掌。

这些人对日本情况了然于心。可是，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美国军方却未从中获益。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在六个星期可利用的时间里，没有一个高级别的美国军官费神打电话来，或者敲开马萨诸塞大道2373号的大门。

——《时代》，1942年6月1日

“末代皇帝”傅仪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三千支步枪，十五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三万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制订出一项政策，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五千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这位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访的客人从不用快照，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

——《时代》，1934年3月5日

“鲸须汪”汪精卫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时代》，1935年3月18日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式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时代》，1936年1月24日

“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壮举！”

全中国鼓舞士气的是五百名“蒋的嫡系”部队、蒋委员长著名的八十八师的士兵，他们坚守在闸北的一个仓库。天亮之后，日本军队就举着太阳旗发动进攻，从三面迅速围攻仓库，另一面对着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当日本的装甲车集中火力炮击仓库时，全世界的报道的标题醒目地写着：“中国的阿拉莫(Alamo)”。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阿拉莫必须投降，不然就会被消灭。它的中国指挥官谢晋元上校致信上司孙将军：“死，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

——《时代》，1937年11月8日

“我们勇敢的共产党军队，南京政府的第八路集团军，上周在山西取得了两个大胜仗。”秦宣布，“他们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日本兵，包括指挥官，六十辆军用卡车，一架重机关枪，两千发子弹。在这一迅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下，日军防线已被突破。一千多名日本士兵被打死，一万名蒙古兵和日本兵被缴械。在第二场战斗中，我们共产党军队以‘游击战’战术深入到日本防线的后方，这是我们在与南京方面作战时常常运用的战术。”

——《时代》，1937年10月11日

重庆的保卫者：“小兄弟”陈诚

陈诚颇受器重，在蒋介石的将军中，他是唯一被蒋介石在讲话中用中国式昵称喊作“小兄弟”的人。他与另一个人们谈论甚多的胡宗南将军是劲敌，后者是“黄埔系”的领军人物。作为委员长的继承人，他与胡也是直接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的人，而无须经由作战部部长何应钦下达。

不过，陈诚同样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军人，他的能力十分出众，因此蒋才挑选他来守卫三峡——也即守卫重庆。去年夏天，宜昌失守后陈诚备受诟议，指责他的战术不当导致丢掉这一关键城市。于是，他放弃在重庆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舒适条件，抵达前线，公开发誓，不夺回宜昌，绝不回去。

——《时代》，1941年6月16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线、最古老的战斗、最巨大的主角，并不为人所熟知。

中国军队目前散布在从长江到缅甸公路之间的艰苦战线上，这是一条长达两千英里的链状战线。他们在艰苦中已经驻扎了将近两年半了。这一长链般的战线的生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举世无双的、也是最落伍的战斗形式——长达三十个月的沉闷的阵地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辩论家林语堂上个星期写道：“既然日本差不多每个月都在说有收获，那么，为什么两年半以来他们总共只推进了还不到二百五十英里?”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

——《时代》，1941年6月16日

惊为天人的宋美龄

参议员们以好奇的安静，注目着蒋夫人走下议会大厅的走廊，他们看到的是一张沉静的脸上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苗条、婷婷而立的夫人，身着中国黑旗袍，旗袍上点缀着精巧闪亮的宝石，镶嵌着不时发亮的黑色饰片。蒋夫人走上讲坛，听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她，微笑着注视参议员。接着，在抱歉自己没有写好演讲稿之后，她开始了令参议员们为之惊奇的即兴演讲。

蒋夫人掌握好演讲时间。她的一生中已经发表过许多次演讲，但从来没有像此次这样重要。在从众议院借来的窄小的红木写字板上，她写下自己的话。几个星期来，她一直酝酿着这个演讲。中国在其中。她的丈夫在其中。她的生活，她对美国的熟悉，她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早已都融于其中了……

这一恭维她是要派用场的。她以可以感觉到的细微之妙指出一点，许多美国军人目前无事可做。她说：“你们的一些军队正孤立地安营扎寨。……他们，还有其他人，不得不单调乏味地等待着，只是等待……”

“根据五年半来我的亲身经历，我们中国坚信，更聪明的做法，不是耻辱地接受失败，而是光荣地承担风险。”她说完这番话，聆听者们忘情地大声喝彩。

当她结束演讲时，那些常常不露声色的家伙们也被感动了。一位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

——《时代》，1943年3月1日

“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宋子文

孙博士逝世（1925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的“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 “少帅” 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

委员长发出电报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热切希望美国迅速提供大量援助。他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特使，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伦敦、魁北克和新德里之间。他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他参加了重要的盟国会议。他筹划了一笔有待美国财政部提供的由他经手的最大数额的贷款（五亿美元）。为了加快实施租借法案，他建立了中国防务供应公司（CDS）。但是，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根据盟国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盟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和遥遥无期的企盼。

——《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竟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子在街头的哀号。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

——《时代》，1945年8月20日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

“好！好！”

在临时首都重庆，委员长一个星期来忙于政务。国民政府大楼举办了一个简短仪式，由他签署《联合国宪章》。拿起毛笔，他快速签下名字，连声说：“好！好！好！——Very good! Very good !”看上去他非常满意。

中国老百姓承受过抗日的艰辛，满怀欣喜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黑暗岁月之后，这消息难以置信。一位人力车夫在一张刚贴上的墙报前，大声念着这一消息，接着喃喃自语：“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在街上，在店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的走廊上，到处回响着这个声音：“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

在所有内陆地区，从重庆到昆明，中国的流亡者们正在出售物品，准备返乡的长途跋涉，悲喜交加地重新踏上来时之路，不管行程将多么艰难曲折。有的人汇聚在长江堤坝上，寻找开往下游的船只。另外的人拉上板车步行启程，靠防御线上的碉堡指引，沿小路前行。这一人流，达两千五百万之众，当年他们从沿海地区越过半个美国大小的区域向内地涌来，如今，又将涌回去。

政府也准备回家。家在重庆下游七百五十英里之外，从那里流亡至此已有八年。家是南京，中华民国的正式首都和象征。

秘书们为返回而忙于整理文件。灯火长明，因为政府官员们忙于处理运输、救济诸事宜，处理着能使民族迈步进入新时代的更重大的问题。

——《时代》，1945年9月3日